长期以来，农药用量控制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方面，农药在保障作物产量和提升农产品品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宁愿过量使用，保证收成；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普遍存在超量用药的现象，使得农药使用过量问题根深蒂固。而农业服务“包干制”与由此形成的付费机制相辅相成，以市场的力量有效降低了农药使用量，为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增速。

　　自2015年起，我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多项“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旨在推动农药减量使用。然而，尽管政府不断倡导，农药过量使用问题依旧存在。这不禁引人深思：为何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农药过量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问题的根源在于农药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从研发、生产、销售到使用——都建立在“产品销售”的逻辑上。这一逻辑的核心是“多卖药、多盈利”，正是这种利益驱动，使得农药过量问题看似难以根除。

　　“包干制”的制度设计为解决过量施药的利益驱动机制提供了思路借鉴。在这种模式下，服务主体收取的每亩服务费用是固定的，在扣除防治成本之后剩余收益归服务主体所有。对于服务主体来说，使用更少的农药意味着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具有内在动力减少农药用量降低成本。不同于政府部门运用惩罚和补贴等强制手段推动减量，“包干制”巧妙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了农药减量，产生了很多积极效用。

　　一是直观数据显示的农药减量化。通过对比试验，采用新的服务模式和付费机制后，同一片区的农作物，使用纳米农药的田地较使用传统农药的田地，单次农药减量达20%；考虑到一年多次喷洒，而农户真实使用剂量往往是科学推荐剂量的2—5倍以上，这种“包干制”和付费机制对比农户的真实使用剂量累计农药减量可超60%。

　　二是将先进的病虫害防治知识带到了农村，推进到了田间地头。专业化企业定期派遣专人深入田间地头，为农作物诊断病虫害，并将相关数据传到后台，由专业团队进行研判，配置药物，弥补了农民在病虫害防治上的知识不足问题。

　　三是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特别是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留在了农村。这种模式和付费机制，确保了专业化服务企业与农民之间稳定的市场关系，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有利于专业化服务企业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吸纳一批年轻人深耕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目前，专业化服务企业采取人才“本地化”措施，为所服务的县平均创造了十多个就业岗位。

　　四是解放了农民的手脚，为他们提供更多生计可能。农民不再需要惦记田地病虫害而守在家里，可以外出务工或从事经营，把田地交给专业服务企业管理，多渠道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未来，这种模式和付费机制，还有利于国家推进在农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培育壮大各类专业化服务企业，并引导更多具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才走进乡村、留在乡村。中国有着深厚的农业传统，一些种植观念根深蒂固；现代工业的思维也不断影响农业生产的供给模式，可能对新事物发展产生阻碍作用。纳米农药技术创新引发的模式创新和付费机制革新还是新事物，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需要各方更多关注，同心协力助力发展这一新质生产力。

　　当前，植保“包干制”的推广过程仍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植保服务的质量评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农药等化学品的成果需要通过防治效果乃至最终产量来验证，而产量又是种子、种植、肥水、气温、灌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很难将农药的贡献从最终产量中分离出来，容易导致农户与服务主体之间产生纠纷，增加交易成本。其次，我国土地细碎化问题仍然存在，不仅会增加服务主体在转换劳动地点和运送生产资料方面的时间消耗和交通成本，而且细碎化的土地更难以进行病虫害的统一控制，服务主体的防治成本可能会难以避免地增加。

　　面对上述问题与挑战，建议通过以下策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契约体系建设，增强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合约约束力，确保服务质量的可靠性。二是加强健全服务记录和监控数据平台，对每一步的操作都有记录，存有资料可查，建立全程可追溯数据库，使出现纠纷时做到有据可查。三是发挥村集体在包干服务推行过程中的组织协调作用，或以村集体出面完成植保“包干制”签约。四是国家重点扶持一批能提供这类服务模式的专业化企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