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学界对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从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功能、影响因素、提升途径四个方面展开,目的在于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一研究为学术增长和政治实践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今后应该注重实地调查和学理思考,深化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现状;研究评价;研究前景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多,于是政治认同问题为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由于社会成员基于不同的职业、阶层、身份等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学者们对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深化必然会以不同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和国家农村政策的变化,一些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研究农民的政治认同,即农民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情感倾向和态度。本文试图对国内学界关于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旨在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国内学者对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一)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

 

学界的相关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不同时期并不均衡:农民的政治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时期形成了两次高峰,两次高峰之后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和波动。大量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农民政治认同的两次高峰①,这种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政治热情、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对政治领袖的尊崇或乡村政治秩序的优化。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政治认同呈不断下降趋势,如有的学者通过对农民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人民公社内部始终存在的“离心倾向”①,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公社压抑了农民的自主需要,带来了农民对公社的“消极、反感和失望”,甚至引起农民“强烈的对抗情绪”②。而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或抗争行为的研究则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和弱化③。

 

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第一次高峰,少数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程度在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时期处于较低水平。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家族自古以来是农民的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合作化政策超越了农民认同家族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因而未能真正得到农民的认同④;有的学者认为“绝大部分农民不是经过自己的理性选择,而是或被挤、逼,或被经过着力渲染的宣传内容所诱惑,或随大流而进入合作社的”⑤。

 

对于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和弱化,学界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状况。有的学者的调查显示,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持有较强的认同,但农民对各级党政组织的认同是分层次的,中央的威信最高,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而且认为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心目中的标准有着较大的差距⑥。有的学者的调查认为,在农民的权威认同心理中,乡政权处于弱化的地位,而以亲缘—血缘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更能获得农民的认同⑦。有的学者论述了中原农村政治认同的弱化现象,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在下降,农民对行政权力产生了疏离感⑧。有的学者分析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倾向的行为表现和基本特点⑨。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政治认同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于建嵘认为,近十年来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二是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三是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10。但是有的学者通过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先进典型村的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对党的认同度由新农村建设前的不断下降变成逐渐回升,农民原来倾向于认同高层党政组织而抵制基层党政组织,新农村建设开展后,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信赖也渐次增加○11。

 

(二)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

 

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是学界关注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出发点。尽管有学者指出,“政治认同度高了,就意味着政治稳定;反之,政治认同度低了,就预示着政治危机”的逻辑“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会使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得出不科学的结论①,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提高与其抗争行为负相关,而与政治稳定正相关。

 

既有研究主要是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与抗争性行为关联的角度强调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功能的,基本观点是:农民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的宣泄是其政治认同下降的表现,而抗争性行为是其宣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消解农民抗争行为、维护政治稳定的基础在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认同。比如肖唐镖认为,政治稳定的根本性基础在于政治认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②。于建嵘指出,农民的“维权抗争”和“泄愤”行为与其政治认同的下降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强农民的政治认同③。

 

也有些学者从正面论述农民政治认同的功能。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④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对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认同和服从的,其抗争性利益表达行为也就体现出服从的倾向,成为一种“服从的抵抗”,推动了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促进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政治沟通和乡村社会的稳定⑤。

 

(三)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

 

概括而言,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是从权力、利益、权利、文化四个角度进行的,权力视角强调党和国家运用政治权力直接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干预和塑造,利益视角涉及的是国家政策对农民经济利益的影响以及农民对生存压力的感知,权利视角主要涉及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观念,文化视角则重视乡村传统对农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利益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利益的获得是农民认同政治秩序和规范的坚实基础,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则容易带来农民政治认同的下降。土地改革之所以带来了农民政治认同的高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⑥。同样,新时期的农村改革让“农民获得了以户为单位的经营土地的权力”,“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因而出现了国家与农民的“第二次蜜月”⑦。而“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则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首要原因⑧。有的学者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同他们与公共事务的利益关联度相关,在开始实行村委会直选和村务公开时,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但一年之后热情逐渐减退,“主要原因是村民认为村里开会讨论的许多事情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没什么关系,而且许多会议讨论是决而不行,不见实效。”①在利益因素的基础上,学者们也特别重视政治权力运用技术等因素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由于党在土地改革中成功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从而使农民形成了“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②。有的学者认为土改中的诉苦是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重要心理机制,通过诉苦,“农民对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的感激、信任、依恋、拥护之情被放大和强化”③。

 

有的学者认为,共产党因为成功运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巧妙作用于农民传统社会心理,从而激起了农民对合作化政策强烈的认同和狂热的政治行为④。有的学者发现,农民的领袖崇拜心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顺从领袖意志的行为趋向,导致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积极的“情感性”参与心理⑤。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在研究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所接受⑥。有的学者特别提到了乡村传统因素的影响,认为农民在乡村传统的影响下有着“家族集体主义”情结,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如果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就会获得农民的认同,否则,农民基于“对福利、安全和道德文化的集体主义需求”会重新热衷于“家族集体主义”⑦。学者们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时,还提到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正观念。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也与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有关⑧。有的学者认为,“公正平等是农民对社会主义认同的心理追求”⑨。

 

(四)关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途径

 

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有效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性工作在于满足农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有的学者的表述代表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农民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政策、政府行为、基层干部的态度、情感和议论等心理倾向”,“要提高农民对中央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基层干部的政治认同,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必须体现和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10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一些学者强调从民主和社会公正角度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想完全赢得农民的信赖与支持,必须真正推行民主管理。”因为农民的基本物质利益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对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以及民主、平等等价值产生了需求①。有的学者从类型学角度提出,我国当前应该构建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其基础是社会公正,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构建农民牢固的政治认同。”②有的学者也强调从社会公正角度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体制,必须建立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应当使农民的利益表达组织化,即让农民建立农会③。

 

此外,一些学者从社会管理、政治传播、党的建设等的角度探讨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措施。例如有的学者强调要注意诸如失地农民等那些利益曲线下降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建立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跟踪监测体系,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提高社会管理的技术水平④。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营造富有成效的政治社会化体系和探索出适应农村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⑤。有的学者提出,要通过缩小城乡“知识沟”、培育和引导农村“意见领袖”、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功能,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⑥。有的学者等人认为,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强农村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⑦。

 

二、研究评价: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

 

国内学者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是在“三农”问题成为“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背景下展开的,其研究目的是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国内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为学术增长和政治实践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首先,深化了理论界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的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认可和同意,它涉及了政治领域内的核心政治关系:权威—服从关系。政治权力对政治服从有着天然的要求,但是“服从”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诚服”;另一种是强制和威胁下的“屈服”。政治权力要转化为政治权威,就必须获得建立在自愿和认同基础上的服从,而权威—服从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产生。正因为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治认同问题历来是政治学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政治认同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们研究了政治认同的内涵、内容、功能和建设途径,并且围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构建和谐社会分析了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原因,以及如何防范和化解政治认同危机,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和颇有价值的结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泛泛而谈、对学术增长无益的低水平重复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呈增多之势,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简单套用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话语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没有较好地研究与把握中国的传统与国情”之外①,研究者对政治认同主体未作区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认同状况必然存在着差异,笼统地论述“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自然难以将研究推向深入。自古以来,农村与城市、农民与非农民的区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曾被国家政策所强化,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研究内容更为具体,使学理性思考更有针对性,这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其次,拓宽了政治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引起了国内诸多学科的关注,经济学界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社会学界对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法学界对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努力,史学界对农村史料的挖掘,以及文学界对乡土文学的探索等,带来了“三农”问题研究的大繁荣。在这些研究中,政治学界的农村政治研究成了当今学术界的显学之一②。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乡村政治社会与政治结构,代表性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岳村政治》、《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乡村权力结构》;二是村民自治与乡村民主,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三是乡村治理与政治稳定,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四是农民抗争行为,代表性论著有《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及其近年来发表的系列论文。除“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外,农村政治研究侧重的是国家政策变迁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这无疑抓住了农村政治的主要方面,有助于认识农村政治的运作并促进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变迁中农民的感受和反应缺少正面探讨。从理论上讲,农村政治的健康运作以及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有必要在以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国家农村政策和制度的同时,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农民对政策和制度的反应。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拓宽了农村政治研究的空间。

 

再次,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虽然致力于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者,但由于政治认同属于政治心理范畴,其形成和变化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并且与政治文化、政治传播等因素有关,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需要从诸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单一的纯政治学视角难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既有成果虽然不多,却体现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在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并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规范研究强调价值,实证研究强调事实,两种方法都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国内政治学界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远远多于实证研究方法,甚至出现不少从政治报告到政治报告、从领袖论断到领袖论断的“注经式”研究。有学者曾对一段时期内发表的政治学方面的论文进行抽样,结果发现属于实证研究的论文仅占1/3弱,而且“多限于文献研究方式,而实地调查方式、统计调查方式相对薄弱”,因此政治学研究方法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状态③。尽管有些学者在大力倡导和努力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学研究方法上的“落后状态”目前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在这种形势下,学界关于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研究秉承了农村政治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的传统,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农民政治认同的内涵和意义等价值命题,而是更关注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和原因等事实命题,强调访谈、问卷调查、测量、统计等研究技术的运用,因而给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

 

最后,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剧,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福利和水平总体上也远远落后于市民的生活福利和水平,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在税费征收、乡村选举、土地征用、利益分配等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冲突,结果导致农民的不满情绪和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使得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和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形势较为急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政治认同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因为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学者们的研究体现出服务于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不但强调农民政治认同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民政治认同的面貌,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措施,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客观上有助于维护农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在充分肯定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研究不够深入。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未出版研究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专著,相关的论文也很少,而且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提及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这反映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不深入,也不系统。从地理范围看,学者们选取的研究样本很有限,还很难反映出某个区域农民政治认同的整体面貌;从历时角度看,既有研究涉及改革开放前和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这一时段的相对多,而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开后这一时期的研究非常少;从政治认同主体的类别看,研究者大多是从整体上观照“农民”,并未对农民这一群体从年龄、文化水平、富裕程度、生活阅历等角度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从政治认同的对象看,研究者尚未对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层次作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有的学者以认同对象和认同程度为标准将农民政治认同结构分为8种类型,但他并未具体论述高坝村农民在这种结构中的分布状况;从所涉问题的深度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深入探讨,比如,当前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解放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反映农民政治认同下降的群体事件却也远远多于这两个时期?

 

第二,研究的理论高度不够。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虽然既有实地调查又有学理分析,但是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如何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观照农民政治认同问题,需要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本人粗浅地认为,应该把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和变化视作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持续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并把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加以考察。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治权力向上不断集中、向乡村社会不断渗透,并要求获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则基于自己的理性和利益需求及其满足程度决定对政治权力的态度,而且随着现代国家建构重心由民族—国家转向民主—国家,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第三,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学界进行实地调查的力度还不够,而且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还不够规范。比如,有的学者基于有限的档案和文件资料,把农民加入合作社基本上看作是政治强制的结果,但据本人基于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农民加入合作社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同合作化政策。再如,本人曾以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为基础将农民政治认同抽象出暴力威胁型、经济利益型、思想教化型和民主权利型四种基本类型,而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归纳总结”出“后农业税时代”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分为经济利益型、思想教化型、民主权利型和政治效能型,而且“农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已经转移到社会公正观上”,但论文作者所论述的调查情况并不能为这种类型划分提供充分依据,更无法证明当前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公正,其研究也就存在以调查数据迎合先入之见的“伪实证”之嫌。当前,要深化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必须切实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

 

三、研究前景:论题价值与深化方向

 

任何社会都内含着趋向一致的力量和导向冲突的因素,一致是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基础,冲突则可能酿成毁灭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学关注的是如何减少社会冲突以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

 

从政治学角度看,良好的政治秩序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整合的基础在于构建社会成员普遍的政治认同,“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务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①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农村和农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排挤并不断被边缘化,但同时,现代化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又不断瓦解着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并将其纳入统一的社会文化之中,结果“现代化使农民劳动和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的渴望上升”,容易滋生农民的不满情绪,“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的政治认同决定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积累了一些不满情绪和不稳定因素,以致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和抗争行为,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于是农民政治认同便成了目前我国学术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亟需深化。本人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深化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的研究。

 

第一,应加强对农民政治认同与农民行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政治稳定和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农民以其一系列自主行为推动了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变迁,形成了独特的“创造性政治”,“如果说是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当代中国。”③而“创造性政治”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农民的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政治认同是一种政治态度,属于政治心理范畴,心理影响和支配行为,行为改变政策和制度,政策和制度干预和影响心理,其良性互动带来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塑造了新的利益和政治格局,此后,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权力结构和社会面貌,也不断干预和更改着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心理,影响农民的政治认同,农民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推动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农民的政治认同与其行为、国家政策和制度之间良性互动以维护农村政治稳定并推动乡村政治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应加强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以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村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政治认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如何借助国家的新农村政策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学界鲜有研究,为此,必须加强实地调查并进行学理思考。当然,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要在所有的农村社区展开调查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选取不同的农村社区开展个案研究。在调查设计上,应该注意考虑三个问题:一是要调查分析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农民阶级分化成许多阶层,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职业、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是要调查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政治认同状况,年龄是生活阅历、政治认知方式、政治社会化程度等的表征,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其政治认同状况往往存在差异;三是要调查分析农民对政治价值观、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党、政策及其执行者等政治系统不同层面的政治态度。

 

第三,应加强对农民政治认同机制的研究。要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切实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必须探寻和把握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机制。这里的政治认同机制,是指农民政治认同发生和变化的原理和规律,涉及农民政治认同的动力、条件、影响因素以及政治认同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是农民的行为动机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政治传播效果以及农民的生存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政治认同机制具有相对稳定性,更好地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变化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适当的调控,从而有效地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可以说,相对于在个案基础上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农民政治认同状况而言,对农民政治认同机制的探讨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注释：（略）

 

作者简介：彭正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