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资源要素商品城乡等价交换、农民工能够落户城市，才是真正的统筹城乡

 

　 “不要在农民土地上打主意”，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今年两会期间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出。

 

　　现实情况是，各地近年来不断涌现借城市化拿农民土地、以户籍换农民土地等现象。

 

　　这自然侵犯了农民的权益。陈锡文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称，为在城镇落户的农民提供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让农民以自己的财产权益去换取。

 

　　陈锡文在政协会议期间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就指出，“现在(有的地方)能力不大就想做(城市化)，就只能拿农民的地，这是违反法律的，因为这地不是你的，农民的地是农民自己的”。

 

　　陈锡文忧虑的还在于，耕地随着地方政府如此城市化进程可能会越来越少，而这事关中国粮食安全、物价稳定乃至社会和谐。

 

　　18亿亩耕地红线，在中国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需求可以靠国际市场供给。但陈锡文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陈锡文说，在吃饭的问题上依赖国际市场，危险是越来越大，至少对市场价格控制会越来越难。更何况，中国1996年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曾经承诺过，中国要确保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

 

　　陈锡文早前曾经对此表示过，如果中国强大的需求缺口导致全球粮食市场价格高涨，让很多人吃不起粮食，中国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搅局者、生事者。承诺一定的粮食自给率，是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更何况，中国农业产值实际上已经满足不了国内需求。大豆这种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的现状， 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现实的风险。

 

　　“这几年大宗农产品在迅速的进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豆的进口。前年进口量是4255万吨，去年为5480万吨，为国内产量的三倍多，今年1月份已经达到540多万吨，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今年大豆的进口量看样子要超过6000万吨了，这相当于全球一年大豆出口量的60%”。

 

　　中国已经从早先的大豆出口量、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扭转为大豆进口大国。

 

　　陈锡文说，中国消费的大豆75%依赖于国外进口，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大豆定价权。这是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不稳定、肉禽蛋奶的市场价格如此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先不说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发生了问题进不来，就是进得来，现在来看，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受到影响的”。

 

　　在中国，大豆进口一用于豆饼等饲料生产，一用于植物油压榨。于是，国际市场上大豆价格一上涨，就会导致豆饼饲料上涨，然后引起肉禽蛋涨价。“中国现在植物油的人均城乡消费一年为37斤左右，比日本韩国都高，这其中浪费很厉害。”

 

　　更让陈锡文忧虑的是，随着石油价格高涨，越来越多的粮食作物用于生产燃料酒精。在美国，会有越来越多人种玉米，而减少大豆种植面积，这势必减少国际市场大豆供给量，进而推升大豆价格。

 

　　陈锡文说，如果把大豆纳入粮食范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已经达到11%，自给率勉强能够达到90%，从土地来看，大豆、棉花、植物油等等作物进口量类似于占用了境外7亿亩地，自给率大概不到80%。

 

　　“我们必须继续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确保主要粮食能够基本自给。那就无论如何要保护好耕地，加强农田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利益的切实保护”。陈锡文说，在这个件事情上，中国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长远看，如果耕地再大量减少，先不说子孙后代，可能连他们这代人都会遇到麻烦。

 

　　薄弱的粮食安全线

 

　　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关键。不过，相对于城市人，农民的嗓门太小。陈锡文说，一旦菜贵了就嚷嚷，于是国家就出面控制价格，出台措施，最后结果就是农民吃亏。“今年粳稻的价格从1.05元提到1.28元，就有城里人给我说不得了，一下子提高了20%!但这其实和农民的期望相比还是很低。何况，今年黑龙江粳稻的收购价格已经到1.4元了，突破了国家收购价格。”

 

　　和国际市场相比，陈锡文说，谷物秋粮豆类薯类等品种的国际价格大概高于中国30%，玉米国际价格略低于国内，但加上运费也高于国内价格。

 

作为一个常年研究农口的人，陈锡文说，他希望粮食价格能够涨点，这对农民有好处。否则，没有一个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农民会越来越不愿意种粮食。

 

到全国多地调研的陈锡文发现，只有万般无奈的农民才会种粮， 但凡有点办法就不会种粮食。“如果粮食安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很危险”。

 

危险还来自耕地的减少。“长远看，粮食包括大豆供求有比较大的缺口。如果耕地进一步下降，会越来越危险。”

 

现在，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兼顾耕地红线以及经济发展用地需求的一种机制安排，正在地方土地财政的胁迫下走样变形。到全国各地不断调研的陈锡文坦言，很多试验区，试来拭去就试的农民的土地。

 

在全国政协中共组的讨论会上，来自地方的几位委员就提出，开荒开到现在，可开垦的耕地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湿地都开发为耕地，黑龙江的三江湿地即已被开为稻田。很多地方是熟地换生地，占是实、补是虚，补的耕地数量只是落到纸面。

 

陈锡文十分赞同同组委员的发言，“说句实在话，糊弄人的多”，“还能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为耕地?”他对此表示存疑。

 

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耕地不敢占了，就拆农民的房子，并农民村庄，把村庄复垦为耕地，好象不占农民土地，但最后把指标拿过来，又是占了最好的耕地”。

 

城市郊区耕地在拆村并居中的大量占用直接带来了菜价的上涨。

 

陈锡文说，这几年菜价贵，最重要的就是城市郊区的菜地没有了，菜地越来越远。

 

他说，在北京郊区种菜的老岳父告诉他，城近郊区能种的菜地是多少年才培养出来的，到远郊种植苞米高粱的地去种菜，他一时半会种不出菜来的。

 

更何况，中国农村的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而且是社会组织的载体。耕地保护不仅涉及到粮食安全，更是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陈锡文说，他跑遍全世界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建设用地指标，拆农民的房子并农民的村庄，中国这般真是真是史无前例。而被中国奉为新农村建设效仿榜样的韩国，其实是用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渐进、自然而来。“人为把农民集中到一起，农民收入没有增加，费用却大幅支出，你现在相关的水电费物业费用减免，你以后还收不收?收不上来怎么办?”

 

更重要的是，把那些上百年形成的有着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村庄很简单的“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会深深的搞乱了农村的所有权关系、村组织之间关系、搞乱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全世界经济发展都有基本的规律：城市变化很快，农村变化很慢，这符合中国古代哲学讲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现在是城市、农村两头都使劲折腾，引出的毛病以后怎么收拾，真的不知道!”

 

真正的城乡统筹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总体上到了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本意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改变，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实现“城”、“乡”发展双赢。

 

但当前，地方上统筹城乡名义继续低价拿地的劲头仍然很高。

 

现实与目标的差距在于背后深深的制度症结——过于追求GDP和财政增长。农业独特的产业特点使得其增长率达到4%、5%已经是不错的水平。但在过于追求GDP的现状下，地方政府不会鼓励农业发展。而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业发展与地方财政脱钩，地方政府更没有了发展农业的动力。

 

“既然现在进入到统筹城乡的阶段，就要对地方官员有新的考核内容”。陈锡文建议，要切实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县乡一级干部的考核内容：粮食生产、耕地保护、农民收入、社会和谐和环境保护，进行考核。“如果还是既往只考核GDP的方式，真是会耕地越来越少，粮食生产越来越没有着落。”

 

此外，将更多的政府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资源要素商品在城乡交换时，做到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绝不能再延续既往压低农民工工资、压低征地补偿的方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使得有条件愿意来落户城市的农民工落得下来。

 

“这三件事情做好了，才是真正的统筹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