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国外文献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概览，本文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借贷的外生交易费用，还能够降低制度性的内生交易费用；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与农村正规金融共存；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却很有限，因而政府要想有效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定量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有文献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可选方向。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信贷分层，功能测度，政府干预

 

一、引言

 

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人口密度较低，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农业经济活动的风险较大(Pearce and Helms，2001)，这些因素必然促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时的外生交易费用极其高昂；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缺乏规范的抵押品，也没有良好的信贷记录供银行参考，而且其贷款规模较小、贷款期限偏短，正规金融机构要对其发放贷款，必须对农户进行甄别、筛选，这就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高额的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对他们实施信贷配给，或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既然在信息约束的真实世界里搜集有关借款者信誉的信息以及保障合约的执行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对一些贫困农户来说，即使拥有能盈利的投资机会也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筹集到资金，信贷配给已司空见惯(Ghosh，et al.，2001；Djankov，et al.，2008)。在这种情况下，急需资金的农户不得不求助于当地非正规金融，如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借贷、私人借贷、银背、地下私人钱庄、合会、基金会、典当行、民间贴现、高利贷等。笔者根据North(1981)、Olson(1982)、De Soto(1989)等对非正规部门的界定，将本文中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定义为：不受政府管制且不纳税的融资制度安排及金融组织。

 

已有的研究表明：为了解决中低收入以下的贫困农户借款难的问题，也为了使农户远离“高风险”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的优惠贷款项目，这包括由政府赞助的小额贷款、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放的财政补贴信贷等。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活动依然很普遍，农村非正规金融依然是农户融资的重要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缺乏法律保护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为什么深受农户的欢迎？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非正规金融有什么样特殊运作机制使其长盛不衰？该制度安排具有经济效率吗？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兴起而衰落？显然，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笔者从农户的视角对国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及其经济绩效进行总结，并对在政府干预的背景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境况做出评判。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三农”融资难的问题，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生发逻辑、规模测度及功能测度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发逻辑

 

国外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内生说”和“外生说”。“内生说”认为，非正规金融起源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因而它是内生的。Stiglitz和Weiss(1981)借助一个信贷配给模型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内生性假说的正确性。而“外生说”则认为，外在的制度扭曲是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真正原因。国家实施金融抑制政策，并对借贷利率进行管制，造成信贷资金的供给远远小于农户的资金需求，在此背景下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实施信贷配给，于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便应运而生了。如，Mckinnon(1973)最早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第一次明确论证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制度性根源。Anders(2002)也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外生性的，是对国家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一种被动回应。此外，Chaudhuri和Gupta(1996)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代理人故意拖延贷款的发放时间促使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显然，这种观点也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外生的。①但是，“外生说”的主张者认为，非正规金融起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而某些政府官员及利益集团因非正规部门的存在而获益，这些人就会通过连续出台管制政策而使非正规部门持续生存下去，进而持续性地获得制度租金(Loayza，1996)。但有学者基于陕西、甘肃和河南三省1 577户农户的调查样本对中国农村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小农偏好”倾向，或者说，农户对正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需求，他们更偏好于从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但他们并不能确定这种偏好是起源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还是起因于其他方面(Turvey，et al.，2010)。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测度及其决定因素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几乎没有学者予以否认。但不同国家因具体情况有别，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相差较大(Arvin-Rad，et al.，2010)。Duong和Izumida(2002)通过对越南农村金融市场的入户调研发现，该国非正规金融能够满足农户流动性信贷需求。调研既包括消费型信贷需求，也包括生产型信贷需求。调研还发现非正规金融借贷总额占农户借贷总额的20.8%，其平均利率要高于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并且利率变动幅度较大。根据对秘鲁Piura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状况的调查，Guirkinger(2008)发现该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贷款总量相当于正规金融的20%，非正规渠道的贷款期限约为6个月，而正规金融的还款期限为9～13个月；非正规金融平均年利率为101%～121%，而正规金融的利率为58%～69%；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占贷款总额的2%，而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占贷款总额的3.7%；非正规金融贷款需要抵押品的概率为2%～9%，而正规金融需要抵押品的概率为58%～59%。

 

对于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决定因素，不同学者的看法迥异。比如，Loayza(1996)使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对多国非正规部门的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发现，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越重并且其司法制度的效率越低，该国非正规部门对GDP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即政策参数变量与政府制度效率的变化会使非正规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进而阻碍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他还用拉丁美洲地区的数据对此假设进行证实。Djankov等(2002)通过对85个国家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观点：一个国家的进入管制越严厉，其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就越大。而Auriol和Warlters(2005)的研究则发现，除了进入门槛外，一国的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也会影响该国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规模。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政策管制(如最低工资法规定、解聘违约金制度)、种族歧视程度、进入正规部门的固定成本(包括注册费用、审核费用、时间成本、寻租费用等)、政府税赋、政策的一致性、腐败程度、司法制度效率(如产权界定与保护、合约的执行)、宏观环境的稳定性等因素都会影响一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Straub，2005)。Lassen(2007)则指出一国种族分隔越严重，该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就越大。显然，一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受各种因素影响，无法得出统一的测量指标，并且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隐蔽性，也无法进行统计，只能根据抽样调查得出粗略的描述。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功能测度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但对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分歧与争论(Ghate and Srinivasan，1992；Beslay，1995)。大多数学者认同非正规金融的正面作用，但也有极个别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上作用非常有限。比如，Habtom和Ruys(2007)通过对厄立特里亚传统农业社会的考察发现，村民们为了克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冲击对其生存的影响，在正规制度和私人商业制度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会在各自的社区内自发组建互助协会来解决融资、保险等难题，也即借助当地的社会资本来缓解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显然，这种传统分担风险的制度安排能够发挥现代制度的功效。Jia等(2010)在对华北平原上337家农户借贷行为进行考察时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不仅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传统农业转型。当然，也有学者认识到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比如，Masciandaro(2004)对非正规金融与人口流动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非正式网络与洗钱风险及金融恐怖主义有着某种联系。Zagaris(2007)对非正规金融在洗黑钱、逃税、规避管制等非法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性分析，还证实非正规金融对社会确实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Tang(1995)通过考察中国台湾地区非正规信贷市场得出如下结论：对于缺乏规范抵押物和标准会计账户的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满足其信贷需求，还能矫正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功能失灵，在中小企业及农户的投资与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可通过社会人际关系、业务关系来低成本地获取借款者的相关信息，进而大幅度降低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Zhu和Li(2007)基于一个IVQR模型对农业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时发现，非正规金融不仅有助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它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具有迥异的影响，不能显著地促进最贫困和最富裕农户的收入增加，但能使中低收入的农户获益。对此，其他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Hulme和Mosely(1998)在对7个欠发达国家的13个民间微型信贷组织进行调研时发现，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设计特征与减少贫困的目标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这些民间信贷组织若向富裕农户发放贷款则能显著地提供其收入，但面向贫困农户发放贷款却不能显著地增进其收入。尽管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因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优势而得以生存、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金融部门不具有合法性，参与该活动的人员不受国家司法部门的保护，其维护产权的成本很高，也无法享受很多公共品服务，如自由进入资本市场、技能培训项目、政府的支持与赞助等。这意味着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既不能持完全否认、蔑视的态度，也不能过分高估，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总之，基于地缘、人缘和血缘关系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借贷上具有较低的信息成本优势，能够以较低交易费用和风险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非正规金融除了能够满足被正规金融“溢出”的需求②外，还能够满足本来就偏好它的客户之需求(Bell，et al.，1997)。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

 

(一)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借贷行为的因素

 

1.家庭层面的因素

 

农户何时会向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农户是按时偿还农村非正规放款者的贷款还是进行策略性违约？这些选择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既包括制度层面的因素，也包括道德层面的因素，而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Duong和Izumida(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户的总耕地面积和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农户向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关键变量。根据巴基斯坦农村224户农户的调查样本，Chaudhary和Ishfaq(2003)使用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农村借款者偿还贷款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不能仅依据借款者有无抵押品来决定是否向其贷款，抵押品不是决定还款率的唯一变量，借款者的历史信用记录、职业、受教育程度、借款目的、期限等因素也影响偿还率，但借款者的潜在信誉度是决定放款者发放贷款的最重要变量。而Fatima(2009)基于应用经济研究中心(AERC)对巴基斯坦农村妇女的抽样资料，运用Logit回归法对影响女性参加农村金融市场(包括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社会经济条件、家庭文化背景、农户家庭特征等因素显著影响女性的信贷需求和她们获得信贷的概率，而年龄、婚姻状况、雇佣状况等会激励女性借款，家庭抚养率也会增强女性借款需求。这就为安排何种支农信贷项目提供了启示。他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提高农村妇女的信贷意识，应对其进行教育培训。

 

此外，研究还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型信贷政策会扭曲借款者的行为。不过，家庭层面因素还有可能造成非正规融资渠道不畅，也即由于家庭成员的认识及偏好的不同，造成资源无法在家庭内最优配置。根据对南美洲巴拉圭农村210对夫妇的入户调查，Fletschner(2009)发现家庭层面的信贷协调机制存在问题，与男性相比，女性受到的信贷配给更为严重，23%的样本女性曾遭受信贷配给，17%的样本男性曾遭受信贷配给，在其丈夫拥有可资利用的信贷渠道的妇女中却有15%的女性遭受信贷配给。其他的经验证据也表明，家庭成员往往没能充分利用一些潜在机会去促进生产要素的交换与风险的分散(Udry，1996；Duflo and Udry，2004)。

 

2.社区网络和信任

 

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与以匿名交易为基础的正规金融机构不同的是，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交易发生于熟人社会内，其正常运作要依赖声誉和社会关系③这两个变量(Allen，et al.，2005；Ayyagari，et al.，2007)。而社区网络是声誉和社会关系起作用的载体，因而也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其实，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之所以具有较低的违约率，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Elyachar，2002；Rankin，2002)，而社会资本代表参与者利用其在社区网络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关系去获得收益的能力(Fukuyama，1995；Portes，1998；Putnam，et al.，1993)。显然，作为社会资本的社区网络不仅能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带来收益，还有利于协调借贷双方的关系。Okten和Osili(2004)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对家庭及社区网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对社区网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具有知识提供的作用进行了解释。具体来说，第一，社区网络向借款人提供市场机会，以降低搜寻成本，从与邻居的交往中学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程序、借款合同等知识；第二，有利于放款者降低监督成本及合约执行成本；第三，女性从参与社区网络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男性的收益，尤其是对贫困女性；第四，有助于参与者沟通、交换关于新的贷款机会的信息，在潜在的借款合伙人之间形成默契，而参与社区会议则能提高农户获取新的融资渠道的概率；第五，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资本比社区型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作用更大。

 

显然，在传统的村庄社区内，由于私人放款者与借款者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经过频繁的接触而建立了稳定的村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与社会网络及社区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Guiso，et al.，2009；Karlan，et al.，2009)。或者说，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从彼此的熟悉获取信任，而且这种信任不是依靠现代契约树立的，而是一种自我履约行为(Kumar，2009)。对此，Turvey和Kong(2010)基于中国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证实，并得出如下结论：农民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概率就越高。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得出了非正规金融内生性的结论，即非正规金融不是正规金融部门信贷配给的结果，而是相反。

 

3.借贷行为中的博弈关系

 

借款者(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正规放贷者及非正规放贷者是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这不仅包括非正规放贷者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间的博弈，还包括正规放贷者与非正规放贷者间的博弈以及三者间的博弈。若考虑到政府干预的作用，则农村信贷市场上的博弈关系会变得异常复杂。厘清这些博弈关系是理解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运作机理的关键。

 

在具有执行约束的信贷市场上，潜在违约者的外部选择机会的变化会对信贷合约条款及借款人的收益产生影响。Genicot和Ray(2006)使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对农村借贷市场上借贷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合约执行力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当借款者的叫价能力大于某临界值时，其预期效用随外部机会的减少而上升；当借款者的叫价能力较弱时，其预期效用随外部机会的减少而下降。此外，合约执行力度的强弱直接表征着外部机会的多寡。上述研究还表明，Krueger和Perri(2006)的论断与Kranton和Swamy(1999)的观察并不矛盾，因为他们的前提假设不同。Andersen和Malchow-Møller(2006)通过对欠发达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贷款者与正规机构贷款者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分析发现，由于正规信贷机构总是要求贷款抵押物，进而造成这两种放贷者合作放款所达成的博弈均衡为纳什均衡，在这种博弈结局下，每类放贷者都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如果政府用财政补贴正规放贷者，就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研究还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农户把土地作为抵押物来申请贷款，但当农业收成不好时，很多农户却因此而失去土地，于是，放款者集中了违约农户的大片土地(Rothermund，1993)。农户对土地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土地不仅能保证其收入来源的相对稳定性，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农户对土地价值的估价往往会超过放款者的估价。既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什么农户还敢冒着失去土地的风险以土地作为抵押物？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博弈模型，Bell和Clemenz(1998)对上述悖论进行了解释：放款者为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会要求农户以土地作为抵押物，此时由于农户担心失去土地，会努力劳动去偿还贷款进而保住其土地。但随着放款者对土地估价的提高，他们非常希望农户违约进而获取农地，会引诱农户申请策略性贷款。当有两个放款者在同一个市场时，就会形成一个斯塔伯格博弈过程。假如在信贷市场上存在正规放款者的进入威胁，尤其是当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雄厚时，竞争性的潜在压力会促使民间放款者向农户提供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贷款合约，于是市场均衡得以实现，尽管事实上正规放款者并没有进入该市场。

 

4.对合会的进一步研究

 

合会是一种古老的投融资形式，广泛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外学者主要从数理模型推导与案例研究两个维度对合会进行研究。比如，Besley等(1993，1994)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合会的运作过程及其效率作了详细的分析，并论证合会具有平滑消费、强迫储蓄的功能。而Kovsted和Lyk-Jensen(1999)使用一个数理模型对标会和轮会的运作效率作了区分。根据对牙买加农村地区参加合会的农户进行的抽样调查，他们发现，会首与其他成员间的合约安排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会首的收入与合会的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且会首进行资产专用性的投资程度越高，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则合约的种类就越丰富、越灵活；大多数会员参加合会是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但仅有14%的样本农户参与合会是为了进行储蓄，以应付未来预防性支出。此外，他们还证实了以下假设：合会的规模越大，每个成员的收入就越低。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结构

 

1.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关系的考察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二者是相互替代、相互竞争，还是共同生存、相得益彰呢？一种观点认为，两者间具有横向的关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可以共生(symbiosis)。正如Jain(1999)所言，与正规放款者相比，非正规贷款者更了解借款者的信誉，在信息方面占有比较优势；而正规放款者在吸收存款、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上占有规模优势，但并不了解借款者的信誉，或者说，弄清借款者的信誉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因而会对借款者实施信贷配给。④遭受信贷配给或金融排斥的借款者会求助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来满足其未得到满足的信贷需求，这说明借款者会同时参与这两个市场。另一种情况是，借款者通过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来偿还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进而使两个部门间接地联系起来(Varghese，1996)。其实，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不一定存在竞争关系，二者各有不同的服务群体(Tsai，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具有纵向的关联，正规金融部门先把大额贷款以较低利率贷给民间放贷者，再由后者把小额贷款贷给农户。比如菲律宾政府实施的农业发展低成本融资计划规定，先将资金以优惠利率贷给农业投入供应商，再由后者转贷给农户(Floro and Yotopoulos，1991)。总之，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通过私人借款者而间接地相互竞争、相互依赖、共生生存。

 

2.对非正规金融市场上信贷分层机制的考察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主要有两个资金的供给者，即地主和工商业者。地主在发放贷款、监督农户的行为及测度农户的真实收入上具有很低的信息成本，而工商业者需要耗费一定数量的资源才能正确地估计出借款者的信用状况及其真实收入。通过构建一个策略博弈模型，Mansuari(2007)清晰地阐释信贷分层机制，即由于地主和工商业者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相互竞争，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相对贫困的农户偏好向地主借款，而相对富裕的农户倾向于从与其有业务联系的工商业者那里借款。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信贷分层现象。例如，Floro和Yotopoulos(1991)发现，在菲律宾农村信贷市场上资金充裕的大批发商很少直接与小额资金需求者打交道，而是贷款给当地的代理人——小工商业者(或地主)，而小工商业者(或地主)具有合格的抵押品且非常熟悉当地的各种情况，如庄稼产量、收获时间、当地农民的信誉等，后者再把小额资金贷放给农户。工商业者(或地主)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中介人(或中间人)，他们通过减少直接向大批发商借款的人数来降低信息费用，这有助于克服因借款人数众多而无法有效沟通信息的难题(Fishman，2009)。Fuentes(1996)也发现在蔬菜销售市场上存在一个垂直的等级型信贷结构，即大批发商——中介人——小农户。

 

3.基于关联性交易的贸易信贷：一种新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分工程度不高，农业服务专业分工更不高，如生产资料的供应商、农副产品的销售商以及民间私人放款者，这三者并没有通过分工而各司其职，而是交织在一起，贸易者既充当供应商或销售商，又充当民间放款者(Crow and Murshid，1994)。这不仅造成制度性交易费用高昂，还无法利用分工的好处(Basu，1997)。而生产资料供应、信贷与农作物的销售这三者间的关联性交易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也即降低监督费用与信息搜集费用)，并减少违约率，保障合约的顺利执行，还有助于攫取隐性利息(Ray，1998)。一些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关联交易非常流行。比如，信贷市场与土地租赁市场、劳动力市场、农作物销售市场的交易往往同时进行。还有学者根据关联的对象不同把关联性信贷市场分为以下几类：地主-佃农间的关联信贷交易、供应商-地主-佃农间的关联信贷交易以及供应商-农户间的关联信贷交易。还有学者指出，信贷渠道与销售渠道是逆向平行运作的(Floro and Ray，1997)。

 

关联性交易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它会提高农户的贷款利率，另一种观点认为会降低利率(Gangopadhyay and Sengupta，1987)。Chakrabarty和Chaudhuri(2001)假定佃农具有异质性(不同的技术水平)，地主对不同类型的佃农发放不同利率的贷款和地租以最大化其收益。当正规金融部门实施信贷配给时，地主会对能力强的佃农提供最优贷款，对能力弱的佃农提供次优贷款；作为垄断者的地主会使用关联合同最大限度地攫取消费者剩余；⑤当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优惠低息贷款增多时，会提高地主的效用而对佃农没有多大影响。而一种减少地主垄断势力的方法是使正规金融提供的贷款利率更有弹性。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还发现，当正规金融信贷市场供给的贷款利率更有弹性时，地主会增加对佃农的资金供给量。但一份对巴基斯坦逊德省的调查则发现，关联性合约安排对地主和贸易者都有利，投入品的价格和产出的价格都有竞争性，没有证据表明该制度会增加对农户剩余价值的过度剥削(Smith，et al.，1999)，而这又取决于农村非正式信息传播网络的健全与否。

 

以关联性交易为基础的贸易信贷，实质上是一种由供应商向其客户(农户或中小企业)提供的无任何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是一种新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Ageba and Amha，2006)。对农户及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其缺乏合格、规范的抵押品，无法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而通过贸易信贷获取短期流动资金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方式。一个对津巴布韦200家中小企业的调研发现，贸易信贷主要依靠无限期的相互联系及交易而运作，而信任与信誉是其存在的根基；没有知名度的个体只有经过足够长的考验后才能参与贸易信贷，而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微观个体则很容易获得贸易信贷；社会网络在贸易信贷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通过“流言碎语”传播违约者的信息上；由非洲本土人建立的中小企业不使用贸易信贷，而由外来定居者控制的中小企业却普遍使用它(Fafchamps，1997)。此外，贸易放贷者还通过按月支付货款的守时性来判断借款者的收入情况，一旦发现支付链中断，就停止发放贸易贷款，但放贷者很少对违约者进行惩罚(Fafchamps,1996)。可见，贸易信贷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是其流行的基础。

 

当然，想要充分发挥贸易信贷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必须具有一些条件：第一，贸易者之间要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存在垄断势力；第二，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如通信技术、运输条件等；第三，较发达的商品交易市场；第四，有利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环境(Smith，et al.，1999)。

 

四、政府干预主义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也为了降低农户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依赖性以及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干预(Jia and Guo，2008；Guo and Jia，2008)。比如，由政府扶持的各种农村金融中介机构、优惠贷款项目以及受政府支持的私人金融中介，如印度尼西亚的农村金融中介(RFIs)、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中国政府近几年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孟加拉农村发展协会(BRAC)推出的扶贫项目、非政府组织(NGO)推出的针对中低收入农户发放的小额贷款(Goetz and Gupta，1996)等。但事实表明，政府干预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案例(Bell，1990)。比如Chaves和Gonzalez-Vega(1996)对印度尼西亚农村金融中介的成功进行了描述，他们指出，该微型金融中介向大批贫困农户提供小额存贷款服务，极大地满足了中低收入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该机构还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获得了一定的盈利。一般而言，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官办农村金融机构很难持续生存，自生能力较弱，印度尼西亚RFIs缘何能例外？印度尼西亚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深化政策(如放松金融进入门槛、实施利率自由化)的实施等条件为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必要前提。当然，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该机构独特的制度设计机制，如基于个人特征的信贷制度、监督及代理人的本土化、基于本地权威人士的资信证明、对员工实施绩效工资、项目经理可不受政府干预进行独立自主的信贷决策、一次性而非连续性的财政补贴策略、实施社会资本抵押机制等(Chaves and Gonzalez-Vega，1996)。显然，这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先前的干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尼西亚政府早在1980年代初就对农户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贷款年利率仅12%)，但中低收入农户并没有得到很大实惠，而中等收入及以上的农户成了实际受惠者，耕作总农地比重34%的贫困户仅得到了20%的贷款，事实上，优惠信贷并没有使这些农户远离高利贷(Önal，et al.，1995)。还有学者在对华北农户借贷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发现，政府主导的惠农贷款不是被贫困农户获得，而是被乡村精英获得，而且这些贷款并不能显著地促进农业投资增长(Jia，et al.，2010)。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干预，如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会计制度的变更、利率管制、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会影响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并对其产生不同的激励效应(Tang，1995)。

 

时至今日，对于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经济学者们仍未形成一致看法(Rankin，2008)。笔者由此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由政府扶持的农村金融发展项目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吗？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会因此而消亡吗？Tsai(2004)基于印度和中国两个村的案例研究发现，国家支农项目并没有影响非正规金融的持续存在，这可由四个相互补充的原因来解释：一是正规金融和优惠信贷项目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小农的信贷需求；二是国家执行其政策的能力不足，比如，在国家支农信贷资金发放的过程中，信贷官员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迎合地方的偏好，使信贷偏离最初的用途；三是地方金融市场具有分割性，任何一种支农项目都只能满足一部分农户的需求；四是支农信贷项目本身存在制度性缺陷。

Jain和Mansuri(2003)的研究表明，微观金融机构(MFIs)发放的按期还款型小额贷款并没有对非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按期还款型贷款项目的推广非但没能动摇民间借贷者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反而

 

使其活跃起来，还间接地提高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Hoff and Stiglitz，1994)。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呢？一种观点认为，取得按期还款型贷款的农户必须定期偿还贷款，但农业生产的收益往往存在时滞，因此农户不得不借助于非正规金融来偿还贷款，这必然增加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需求量。显然，这与以往的认识甚为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优惠信贷政策的实施会产生重构效应，也即：因为由不同违约率借款者构成的群体具有异质性，当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下降时会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这会使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潜在借款人群体的结构发生逆向变化，即守信借款者的比重下降，而高违约率借款者的比例增加。尽管优惠信贷政策能够降低民间放款者的机会成本(正效应)，但也会提供其客户的违约率(负效应)，当第二种效应超过第一种效应时，就会导致非正规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下降，进而民间借贷利率上升(Bose，1998)。这与Jodhka(1995)对印度三个村庄的非正规放款者的调研结果相一致。他发现，随着国家补贴性信贷计划的推广，许多放款者感到放款的风险越来越大，因而减少了放款规模。此外，还有些学者发现，农村正规金融中介的入股比例、授权方式、垄断程度、行贿等因素都会影响优惠贷款在中低收入农户中的分布状况，富裕农户获得优惠贷款的比例要高于贫困农户的比例(Bedbak，1986；Sarap，1990)。

 

显然，上述讨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意。政府实施的支农措施，比如优惠信贷计划、最高利率管制、财政补贴贷款等，不仅无法替代或取代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而提高正规信贷的覆盖率，也无法有效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事实表明，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微观主体行为的激励方向，但却不能消灭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某些条件下还有可能使其繁荣起来，而且扶贫性信贷项目的实施也离不开非正规金融市场作用的发挥。

 

五、对已有文献的评判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尽管学者们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存在种种不足，但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致认识，概括如下：第一，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部门与正规金融部门相互竞争、相互依赖、共生生存；第二，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如信贷分层机制、贸易信贷、关联性交易；第三，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社区文化及村庄信任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第四，政府要想有效地干预农村金融市场，一方面要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农户的信贷需求；第五，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非常有限。

 

从上面的综述可看出，国外学界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发逻辑、内在机理、规模与功能测度等方面。但现有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证明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效率上，并没有思考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问题，这包括非正规金融是否应该规范化、如何正规化以及有哪些路径或模式可以选择等，也未考虑如何构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机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绩效的研究也主要是抽象理论模型的构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分析；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缺乏定量研究，并没有测度出在何种情况下二者发生替代关系、何时发生互补关系；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农户、地方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没有明确“金融监管悖论”问题的制度背景；较少有文献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的视角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如何演化生成的。此外，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建立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文献仅对常识性观点进行证实，缺乏思想深度，较少有文献测度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及农户民间融资额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并计量出非正规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这就为进一步考察该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笔者得到启发，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有两个视角可选择：一个是从农户的视角切入，研究农户是如何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另一个是从农村中小企业的视角切入，研究农村中小企业是如何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就中国而言，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相比，农户融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紧迫、重要。而从农户的视角来切入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并使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作机制及其转型，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从关系治理到契约治理转变的条件与途径。这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来研究：第一，从微观层面，通过进行实地调查，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研究非正规金融的微观运作机制及其合作的制度基础，研究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过程中的困难，考察个别地区在非正规金融合法化过程中的经验是否具有一般性，能否将个案研究推广到一般情况。第二，从中观层面，可使用一个逐步扩展的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农户、非正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并重点研究农户的自由契约权(或签约权)在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下是如何造成租值耗散的，研究农户是如何通过非正规金融来维护其财产权和发展权，该产权强度又是如何随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变化而消长，进而揭示出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应如何界定其行为边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第三，从宏观层面，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路径，分析影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各种外部约束条件，如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金融监管政策、农业生产的效益等因素对非正规金融发展空间的约束，并重点分析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其实，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变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为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提供具体建议，还可用中国的制度创新实践检验制度变迁理论的适用性，或能拓展该理论。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该观点还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决定机制进行了精彩分析。农户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时，正规金融的代理人为了收取贿赂故意延长贷款的发放时间(设租)，而农户为了早点获得贷款不得不对其行贿(寻租)。因此，农户向正规金融部门借款的实际利率包括市场上的正常利率和由正规金融代理人决定的行贿成本(行贿率)；另一方面，农户向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的利率由非正规放贷者决定。因此，可以把正规金融的代理人决定行贿率及非正规放贷者决定民间借贷利率的过程看作非合作博弈过程，当信贷市场供求平衡时，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正规机构的实际利率相等，这就是纳什均衡。Gupta等(1991)认为，利率是由农户和民间放贷者共同决定的，而正规金融部门的代理人并不决定行贿率。

 

②因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配给而无法取得贷款的借款者的需求。

 

③还有学者认为，声誉和社会关系不只是非正规金融机制的主要特征，还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Zhang，2008)。

 

④还有学者认为，若考虑到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正规金融对借款者实施的信贷配给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严重(Anjini，1997)。

 

⑤一种观点认为，关联交易制度是剥削穷人和小农户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联交易对穷人和小农户都是有利的(Harriss，1993)。

 

作者简介：邵传林，电子信箱：chuanlinshao@yahoo.com.cn｡

 

参考文献：

 

1. Ageba, G., and W. Amha. 2006.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Finance in Ethiopia: Empirical Evidence.” EASSRR, X Ⅻ (1): 64 -83.

 

2. 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1): 57 -116.

 

3. Anders, Isaksson. 2002.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 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5.

 

4. Andersen, Thomas Barnebeck, and Nikolaj Malchow- Møller. 2006. “Strategic Interaction in Undeveloped Credit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0 (2): 275 - 298.

 

5. Anjini, K. 1997.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3 (2): 339 - 371.

 

6. Arvin- Rad, Hassan, Arnab K. Basu, and Maria Willumsen. 2010. “Economic Reform, Informal -formal Sector Linkages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aradox.”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 (4): 662 - 670.

 

7. Auriol, E., and Michael Warlters, 2005. “Taxation B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4): 625 - 646.

 

8. Ayyagari, M., A. Demirguc- Kunt, and V. Maksimovic. 2007. “Formal versus Informal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465.

 

9. Basu, S. 1997. “Why Institutional Credit Agencies Are Reluctant to Lend to the Rural Poo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dian Rural Credit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25 (2): 267 - 280.

 

10. Bedbak, H. 1986. “Institutional Financing for Priority Sector: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Delay and Analysis of Attitudes of Agencies towards Loanees.” Indian Cooperative Review, 24 (2): 65 - 76.

 

11. Bell, C. 1990. “Interac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formal Credit Agencies in Rural Ind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4(3): 295 -327.

 

12. Bell, C., T. N. Srinivasin, and C. Udry. 1997. “Rationing, Spillover, and Interlinking in Credit Markets: The Case of Rural Punjab.”Oxford Economic Papers, 49 (4): 557 -585.

 

13. Bell, Clive, and Gerhard Clemenz. 1998. “Credit Markets with Moral Hazard and Heterogeneous Valuations of Collater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52 (3): 285 - 309.

 

14. Besley, T. 1995. “Savings, Credit and Insurance.” 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3A, ed. J. Behrman and T. N.Srinivasan, 2123 - 2207.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5. Besley, Timothy, Stephen Coate, and Glenn Loury. 1993. “The Economics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4): 792 - 810.

 

16. Besley, Timothy, Stephen Coate, and Glenn Loury. 1994.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Credit Markets and Efficienc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 (4): 701 -720.

 

17. Bose, Pinaki. 1998. “Formal -informal Sector Interaction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2): 265-280.

 

18. Chakrabarty, Debajyoti, and Ananish Chaudhuri. 2001.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 Credit Institutions and Interlink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6 (3): 313 - 325.

 

19. Chaudhary, M. Ali, and Mohammad Ishfaq. 2003. “Credit Worthiness of Rural Borrowers of Pakistan.” Journal of Socio - Economics, 32(6): 675 -684.

 

20. Chaudhuri, S., and M. R. Gupta. 1996. “Delayed Formal Credit, Bribing. and the Informal Credit Market in Agriculture: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1 (2): 433 - 449.

 

21. Chaves, Rodrigo A., and Claudio Gonzalez- Vega. 1996. “The Design of Successful Rur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24 (1): 65 - 78.

 

22. Crow, B., and K. A. S. Murshid. 1994. “Economic Returns to Social Power: Merchants' Finance and Interlinkage in the Grain Markets of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22 (7): 1011 - 1030.

 

23. De Soto, H. 1989.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24. Djankov, S., R. La Porta, F. Lopez - de - Silanes, and A. Shieifer. 2002.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1): 1 - 37.

 

25. Djankov, S., P. Miranda, E. Seira, and S. Sharma. 2008. “Who Are the Unbanke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4647.

 

26. Duflo, E., and C. Udry. 2004.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ôted' Ivoire: Social Norms, Separate Accounts and Consumption Choices.” NBER Working Papers 10498.

 

27. Duong, P. B., and Y. Izumida. 2002. “Rural Development Finance in Vietnam: A Micro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World Development, 30(2): 319 - 335.

 

28. Elyachar, J. 2002. “Empowerment Money: The World Bank,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 in Egypt.”Public Culture, 14(2): 493 - 513.

 

29. Fafchamps, M. 1996. “The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Contracts in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24 (3): 427 - 448.

 

30. Fafchamps, M. 1997. “Trade Credit in Zimbabwean Manufacturing.” World Development, 25 (5): 795 - 815.

 

31. Fatima Ambreen. 2009. “Socio - economic Constraints to Demand for Borrowing among Rural Females of Pakis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36 (11): 1050 - 1070.

 

32. Fishman, Arthur. 2009.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s Facilitator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Lenders and Reputation Formation by Borrow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8 (2): 301 - 305.

 

33. Fletschner, Diana. 2009. “Rural Women's Access to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Intrahousehold Dynamics.” World Development, 37(3): 618 - 631.

 

34. Floro, M. S., and D. Ray. 1997. “Vertical Link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 (1): 34 - 56.

 

35. Floro, S. L., and P. A. Yotopoulos. 1991.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Case of Philippine Agri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36. Fuentes, Gabriel. 1996. “The Use of Village Agents in Rural Credit Deliver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2): 188 - 209.

 

37.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38. Gangopadhyay, S., and Sengupta, K. 1987. “Small Farmers, Moneylenders and Trading Activit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9 (2): 333 - 342.

 

39. Genicot, G., and D. Ray. 2006. “Bargaining Power and Enforcement in Credit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9 (2): 398 -412.

 

40. Ghate, P., and T. N. Srinivasan. 1992. Informal Finance: Some Findings from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 Ghosh, P., D. Mookherjee, and D. Ray. 2001. “Credit Ratio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 In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D. Mookherjee and D. Ray, 283 - 301. Malden, MA: Blackwell.

 

42. Goetz, A. M., and R. S. Gupta. 1996. “Who Takes the Credit? Gender, Power, and Control over Loan Use in Rural Credit Programs in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 24 (1): 45 -63.

 

43. Guirkinger, Catherine. 2008. “Understanding the Coexist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Piura, Peru.” World Development, 36(8): 1436 - 1452.

 

44.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9.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3): 1095 - 1131.

 

45. Guo P., and X. Jia. 2008. “The Structure and Reform of Rural Finance in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 (2): 212- 226.

 

46. Gupta, M. R., B. Saha, and A. Sen. 1991. “Bribing and Strategic Delay: A Theor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Rural Credit Markets.” IGIDR Working Paper 61.

 

47. Habtom, G. K., and P. Ruys. 2007. “Traditional Risk - sharing Arrangements and Informal Social Insurance in Eritrea.” Health Policy, 80 (1): 218 - 235.

 

48. Handa, S., and C. Kirton. 1999. “The Economics of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Jamaican ‘Partne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0(1): 173 - 194.

 

49. Harriss, B. 1993. Markets, Society and the State: Problems of Marketing under Conditions 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n West Bengal. London: Open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Group.

 

50. Hoff, K., and J. E. Stiglitz. 1994. “Some Surprising Analytics of Rural Credit Subsidies.” Mime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51. Hulme, D., and P. Mosley. 1998. “Micro Enterprise Finance: Is There a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ld Development, 26 (5): 783 - 790.

 

52 Jain, S., and G. Mansuri. 2003. “A Little at a Time: The Use of Regularly Scheduled Repayments in Microfinance Program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1): 253 - 279.

 

53. Jain, Sanjay. 1999. “Symbiosis vs. Crowding -out: the Interac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 (2): 419 - 444.

 

54. Jia, X., and P. Guo. 2008. “Evolution of Rural Finan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Lock in' or Gradualism?” Savings and Development, 22(4): 279 -299.

 

55. Jia, Xiang - ping, F. Heidhues, and M. Zeller. 2010. “Credit Rationing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Agricultural Finance Review, 70(1): 37 - 54.

 

56. Jodhka, S. 1995. “Who Borrows? Who Lends?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formal Credit in Rural Harya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0(39): A123 - A132.

 

57. Karlan, Dean, Markus Mobius, Tanya Rosenblat, and Adam Szeidl. 2009. “Trust and Social Collater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3): 1307 - 1361.

 

58. Kovsted, J., and P. Lyk -Jensen. 1999.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The Choice between Random and Bidding Allocation of Fund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0 (1): 143 - 172.

 

59. Kranton, R. E., and A. V. Swamy. 1999. “The Hazard of Piecemeal Reform: British Civil Courts and the Credit Market in Colonial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8 (1): 1 - 24.

 

60. Krueger, D., and F. Perri. 2006. “Does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 Evidence and Theo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 (1): 163 - 193.

 

61. Kumar, C. 2009. “Credit Rationing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l Lending: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Econometric Inferences Using the Household Surveys From China and Indi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62. Lassen, D. D. 2007. “Ethnic Divisions, Trust, and the Size of the Informal Sector.”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3(3): 423 -438.

 

63. Loayza, Norman V. 1996. “The Economics of the Informal Sector: A Simple Model a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5 (12): 129 -162.

 

64. Mansuari, G. 2007. “Credit Layering in 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 (2): 715 - 730.

 

65. Masciandaro, D. 2004. “Migration and Illegal Finance.”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7 (3): 264 - 271.

 

66. Mckinnon, Ronald.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67. North, D.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68. Okten, Cagla, and Una Okonkwo Osili. 2004. “Social Networks and Credit Access in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13(7): 1225 - 1246.

 

69.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0.Önal, Hayri, Delima H. Darmawan, and Sam H. Johnson III. 1995.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Credit Distribution in East Java, Indonesia.” Computers & Operations Research, 22 (2): 227 - 236.

 

71. Pearce, Douglas, and Brigit Helms. 2001. Financial Services Associations: The Story So Far. Washington, D. C.: CGAP.

 

72.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 1 - 26.

 

73.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4. Rankin, K. N. 2002. “Social Capital, Microfi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Feminist Economics, 8 (1): 1 -24.

 

75. Rankin, K. N. 2008. “Manufacturing Rural 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al Assemblages, Market Societies,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Geoforum, 39 (6): 1965 - 1977.

 

76. Ray, Debraj. 1998.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7. Rothermund, D. 199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London: Routledge.

 

78. Sarap, K. 1990. “Factors Affecting Small Farmers' Access to Institutional Credit in Rural Oriss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1(2): 281 -307.

 

79. Smith, L., M. Stockbridge, and H. Lohano. 1999. “Facilitating the Provision of Farm Credit: The Role of Interlocking Transactions between Traders and Zamindars in Crop Marketing Systems in Sindh.” World Development, 27 (2): 403 -418.

 

80. Stiglitz, Joseph E., and Andrew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3): 393 -410.

 

81. Straub, Stéphane. 2005. “Informal Sector: The Credit Market Channe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 (2): 299 - 321.

 

82. Tang, Shui -Yan. 1995. “Informal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23 (5): 845 -855.

 

83. Tsai, K. S. 2004. “Imperfect Substitutes: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l Finance and Microfinance in Rural China and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32 (9): 1487 - 1507.

 

84. Turvey, C. G., and R. Kong. 2010. “Informal Lending amongst Friends and Relatives: Can Microcredit Compete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21 (4): 544 -556.

 

85. Turvey, C. G., R. Kong, and Xue - xi Huo. 2010. “Borrowing amongst Friends: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l Credit in Rural China.”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 (2): 133 - 147.

 

86. Udry, C. 1996. “Gen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5): 1010 -1046.

 

87. Varghese, A., 1996. “The Dynamic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Lend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Mimeo. St. Louis University.

 

88. Zagaris, Bruce. 2007. “Problems Applying Traditional Anti -money Laundering Procedures to N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Parallel Banking Systems' and Islamic Financial Systems.” Journal of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 10(2): 157 -169.

 

89. Zhang, Gui - bin. 2008. “The Choice of Formal or Informal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engdu,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4): 659 -678.

 

90. Zhu, Xi, and Zi - nai Li. 2007.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Farmer Credi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VQR Model.”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 Practice, 27 (2): 68 - 75.

 

 

 

 

 

作者：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 邵传林 来源：《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