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纵观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演变，发现其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过程。生产社会化理论认为，除了生育制度的影响、家庭结构变化的冲击、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外，更重要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因素。即，随着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耕地、管理等生产环节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方式发生的较大变化，改变着农村家庭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多样的家庭养老需求和供给模式。

 

　　【关键词】 农村；养老模式；生产社会化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老龄社会化问题日益突出，①老人养老等相关问题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特别对于占全国老人７５％的农村老人来说，他们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为此，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农村养老模式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并为完善发展农村养老模式提出不少极具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但鲜有学者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并作一学理性分析。本文试以社会小农理论之生产社会化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农村养老模式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农村养老模式变迁背后的逻辑。

 

　　一、理论回顾

 

　　纵观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村养老从家庭供养为主、集体与家庭供养结合，走向以社会保障为主流的新模式。面对养老模式从一元到多元的变迁，不少学者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究导致这一变迁的动因。根据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１．制度影响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于１９７８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执行，②导致中国农村家庭结构日趋简单，人口规模日趋减少。在传统社会，复合式家庭较为常见，家庭结构复杂、人口规模较大；在当下，两代同住，甚至一代独居的“空巢”家庭、单身家庭越来越多，家庭结构日趋简单，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由此导致农村原有的多生子女、养儿防老等“策略”失效，农村经济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养老模式。中国养老保障的出现，恰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制度安排。

 

　　２．结构冲击论。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的农业里，农村养老模式与农村家庭结构和人口规模有着密切的联系。三世、四世甚至五世同堂，十几人、几十人共同赡养一对老人，显得尤为轻松。而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执行，农村家庭人口规模日渐变小的同时，家庭结构亦日趋简单，致使农村家庭子女无力赡养老人。尤其是对独生子的女方父母而言，女儿远嫁他乡，难被赡养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新的养老模式必将应运而生。

 

　　农民流动论　有学者认为，传统小农完全依靠７７自家的资源生产、生活，除了亲戚邻里之外几乎没有也无须交往。③家庭供养自然成为农村养老最主要的模式。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特别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２．４２亿人。其中外出就业１．５３亿人，本地非农就业０．８９亿人）。④由于远距离的流动，使得农村子女对在家老人的距离拉远；在外的打工生活，使得赡养观念日益淡化，给当下农村的家庭养老带来严峻的挑战。

 

　　意识转变论　李晖认为，经济社会的变迁，特别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致使农民家庭投资的重点和思想观念逐步转变，进而影响了农村养老的思想观念。如在小农经济社会下，农民并无强烈的利润意识。小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对稳定生活的需求。家庭经济只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开支和基本人际关系的走动，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投资发展理念。⑤对老人的赡养延续着传统的惯性。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知识技能的要求愈来愈高，农村家庭不断加大对后代教育培养力度，甚至不惜举借外债尽量为子女提供学习的机会。家庭投资的重点不再是农村老人的赡养，而是家庭今后的整体发展。因此，需要发展新的养老模式，以满足农村社会发展变化之需求。

 

　　通过上述学术回顾，可以看出既有的研究对农村养老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后续的研究提供诸多宝贵的启示。但对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研究稍微薄弱。对养老模式变迁的原因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为此，本文试在生产社会化的分析框架下，以社会化为分析视角，已生产化社会化为分析内容，历时性地考察农村生产的社会化过程，挖掘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特点及缘由。

 

　　二、一元养老：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家庭养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孤立分散的中国小农，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自战国以降便开始以铁犁牛耕为主要方式的精耕细作，以家畜饲养为辅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囿于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经营模式，对气候的依赖性较大，属于典型的自然经济。正如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小农时所作的描述：“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⑥也正是这种原始落后性，决定着小农生产方式的基础十分脆弱。“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方，他就永远不能翻身”。⑦

 

　　为此，各户家长总是小心翼翼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经验，如长辈观察天气、识别土质土宜、选择良种、栽培及除草施肥等农业技术，尽可能保证一家的基本生活。囿于传统农业社会科学技术在农民中的传播有限，农夫个人在生产中摸索积累的经验知识有限，更多的来源于长辈的口传心授。正如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概括，“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做自己生活的指南。”。⑧由于“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⑨因此，年长的人，似乎更有经验更懂传统，要遵从经验传统就要遵从年长的人，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形成“长老统治”。这样一来，“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人们根据长幼之序而相互对待。赡养老人自然是晚辈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与此同时，传统的孝道文化成为小农赡养老人的道德规范。在中国农业社会，孝是基本的道德，是各项道德的基础。一般而言，“孝”包括两个方面，即孝和敬。父母衰老，生活需要子女的照顾，子女有孝敬父母的义务。正如孔子所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时，子女对父母不但能养，而且要敬，才算尽孝。中国古代社会所宣扬的“父为子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都反映了长辈对晚辈的绝对权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公德亦深得人心。家庭子女如有不孝者将受到严重的舆论压力，而孝顺有加者将受到相亲称赞和社会肯定。因此，由于当时土地制度、小农经济等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小农只能以家庭为经济活动单元，小农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只基于最简单、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生产、消费、分配基本都在家庭内部进行，在这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农村养老的路径依赖就只能是倾向家庭供养。传统的孝道文化更加强化了这一养老模式。

 

　　三、二元养老：集体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养老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之后，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各个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为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生活水平，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积极开展农业技术革新。如１９５８年，中央政府提出“四自一辅”的种子工作方针后，各级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对农家原有品种进行鉴定、筛选整理的同时，各地的农村生产队纷纷建立种子田，力图做到自选、自留、自用；为提高土壤肥力、保证农作物生长安全，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化学化工产业，推广化学肥料、农药的应用；为提高单位时间劳动效率，各地政府积极购进大型农业机械，如德特－２４轮式拖拉机、捷克－３５链式拖拉机、波兰４５匹胶轮拖拉机以及国产的履带式拖拉机等，先后在各乡建立机耕大队，专门提供机耕服务。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小农原有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小农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集体化时期，由于新的管理体制的嵌入，各个基层单位相互隔离封闭和分散孤立，使乡村社会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结构”（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⑩各个生产大队、生产队犹如扩大的家庭，承载着家庭的保护与照顾功能。

 

　　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养老除了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外，与之并行的另外一套养老模式：五保供养（集体养老）。集体化时期，一些孤、寡、老、弱及烈、均属等由于家底薄，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劳动力，或经营不善，或家中有人重病等，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繁，抗灾能力低下。他们有的欠了债，有的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瑏 瑡 成为农村中的严重困难户。为解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等困难群众（五保对象）的生活问题，中央政府在《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做了明确规定。如，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安排照顾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对象，采取补助劳动日的方式。按全社每人一年的劳动日数，补助给五保户，同其他社员一样参加分配；按五保内容规定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所需的款物数，从公益金中直接分给五保户现款和实物；对年老体弱病残人员、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穷社队和遭受自然灾害的社队，负担五保供养确有困难的，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在中共中央“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瑏瑢  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地方为解决一些老年人无人照料的问题，试办了敬老院，对五保对象集中供养。据统计，１９５８年底全国办起敬老院１５万所，收养３００余万老人。

 

　　四、多元养老：社会化生产下的养老模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农户的劳动热情得到激发。农户一改“上工一呼隆、下工靠敲钟”的态度，将最大的干劲投入到家庭的责任田里。特别是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逐步普及，农户日益认识到有效灌溉面积、化肥、农药、良种、农机动力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后，积极试用新产品、应用新技术、购买新工具，以图提升单位耕地的产量。如，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化肥投入由８８４万吨增加到５４０４．４万吨，增长了６．１１倍（从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幅度看，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全世界平均增长６．９５％，中国增长４１％，全球增速最快瑏瑤  ）；２００８年，农药的施用量达１６８万吨，较１９９１年的７６万吨增加了９２万吨（增长了１．２２倍）；１９９６年中国创建“种子工程”后，特别是２０００年《种子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后，中国种子市场一直保持着年均５％的复合增长率。截止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农作物品种五至六次大规模更新换代，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达到９５％。主要粮食作物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良种在主产区推广率接近１００％。也正是农药、化肥、优良种子等生产资料的应用、普及，我国粮食的单产、总产不断提高。如２０１０年粮食实现总产的“七连增”，总产、单产又“创新高”。在总产上，２０１０年粮食总产达到１０９２８亿斤，比上年增加３１２亿斤，增长２．９％，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七年增产，粮食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１万亿斤以上；在单产上，２０１０年粮食单产达到４９７３公斤／公顷，比上年提高了１０３公斤／公顷。

 

　　与此同时，２００９年末，全国大中型拖拉机３５１．６万台，比１９８５年末增长３１２．５％；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５４２万台，增长３８０．５％；小型拖拉机１７５０万台，增长３５７．９％；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２８８０．６万台，增长７９９．６％。２００６年联 合 收 割 机５５万 台，增 长３９１．４％。２００６年，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５９．９％，比１９９６年提高了１７．８％；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３２．６％，比１９９６年提高了１６．４％；机收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２４．９％，比１９９６年提高了７９１２．９％。瑏瑥  正是大量农业机械的投入和试用，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大大减少。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示，２００６年末全国农业从业人员３４８７４万人，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１３１８１万人，较２００１年农村劳动力４．８２亿减少了１．３亿多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１９７８年占绝对优势的７０．５％大幅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５０．１％，平均每年下降０．９个百分点。

 

　　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瑏瑦  。由此可见，家庭养老是由一定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活方式或代际关系。这种以农户为基础的保障安排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自然选择。瑏 瑧 目前，随着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农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愈来愈简单、人口规模愈来愈小，农村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传统的家庭养老之外，又出现了多种社会化养老的形式。如，五保供养、优抚对象中部分老人的优待抚恤、农民退休养老制度、养老储蓄或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因此，不难理解当下农村养老模式的多元化。

 

　　五、结论

 

　　通过对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考察，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农业技术在农民中的传播有限，更多的来自于长辈们的口传心授，由此便塑造了老人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传统的孝道文化，为瞻仰老人制定了行为道德规范。由此便形成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一元养老：家庭养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之后，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小农原有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小农生活方式的变化。各个生产大队、生产队犹如扩大的家庭，承载着家庭的保护与照顾功能。因此，在集体化时期，农村养老除了延续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外，与之并行的另外一套养老模式：五保供养（集体养老）。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小农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愈来愈简单、人口规模愈来愈小，农村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传统的家庭养老之外，又出现了多种社会化养老的形式。由此可见，从以家庭为主的一元养老、集体养老和家庭相结合的二元养老，到多元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的逻辑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小农的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带来了农户家庭生活方式、养老模式的转变。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