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中央政府明确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已经过去10年，从国家“十一五计划”为改变三农困境于2006年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也已经5年。鉴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年度新增投资规模将在2012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之际超过一万亿，本文有必要结合三农新概念对相关背景做出分析。

　　“重中之重”：维护农民权益就是维护国家稳定

　　当代“三农”问题中，第一位的是农民权益，因其关乎国家基本安全。

　　百年来，中国人不论何种体制，都在试图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且加快产业资本扩张进程。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之最大不同，恰恰在于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

　　但是各地近年来不顾农民权益对于国家基本安全作用，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造成与美国“次贷危机”类似的、总额在10万亿以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推给中央政府去偿还；而且对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两成的超大型国家构成极大制度成本——人类在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的城市化，只不过是资本集聚和风险集中的过程。

　　我们一向认为，资本及其风险集中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只不过是城市化的规律性结果——中国群体性事件从2005年的8万多起飙升到5年之后的翻番，乃强行剥夺农民权益推进城市化的规律性后果；根本不可能靠维稳经费和维稳队伍的增加而化解！

　　中国作为原住民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总体上维持稳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能够承受历次危机的考验，尚未堕入“现代化”陷阱（即土地私有化推动无地农民进城引发的大规模贫民窟冲突和生态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三农”作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中国可以凭借城乡二元结构，向广大的农村分散城市经济危机的巨大制度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资本力量薄弱的“作为劳动力池的三农”，是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中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的“稳定器”。

　　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依托的并不是资本动作的逻辑，反而是传统兼业化小农家庭和多功能村庄因内部人力、土地和资金的多样化组合，我们称之为“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它不仅在当代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市场风险，而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能够化解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内在机制。

　　本固邦宁：基于村社理性构建乡村良治

　　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秉持的基层治理思想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自下而上地“启迪民智，开发民力”才能构建良性的乡村治理结构。然而，1935年日本进占华北，政府迫于内外战争压力急于获取农村资源，从而在全国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这几乎中辍了民本思想的乡村治理试验进程；遂有一系列被劣绅借保甲制当道而逼出来的“痞子运动”暴力反抗等，造成政府基层治理恶性循环的“后事”……

　　民国教训很直白：官本位乡村治理高成本且必致良绅变劣绅、逼出来良民变刁民。

　　我们近7年的一项关于乡村稳定的课题研究梳理出一个规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因与分散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而造成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除非政府为恢复乡村组织化基础上的自治而全面改善外部条件。我们的研究还指出，新中国60年来发展产业资本期间的8次经济危机，凡是能够向“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位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能“软着陆”；不能转嫁的就都硬着陆——“砸”在城里的危机都造成城市失业和治安形势严峻，引发重大激进的财税、金融和其他体制变革。

　　但是，在经历了30年改革尤其是最近15年的激进西化改革，农村政策中某些似乎刻意的去组织化制度安排，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到政治正确高度，这导致过去有效帮助经济危机软着陆的“村社理性”机制越来越失去其依存的组织载体，应对内外风险的能力日趋弱化。且由于罔顾村社所有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客观效果已经发挥了比“单嗣继承制”更甚的对“农户理性”的破坏作用，催使更多原本属于小有产者农户家庭为增加现金需求而派生的、有退路的打工者。同期，农村也由于可被资本化的要素（如青壮劳动力和土地）率先离农，而导致最难于被资本化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留守农村的主要群体和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遂使农村衰败加剧……

　　当然，这一切，不仅符合一般市场规律，而且也符合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训不断地证明着的“市场失灵”。由于当前各地招商引资盛行所体现的主流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以资为本，因此近期迫切需要推进农村组织载体的建设与组织创新，使“草根”为主的农村真正享受农村发展新政的实惠，而这正体现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乡村治理的要求。

　　也因此，“城乡统筹”的内涵首先是城市对传统多样化乡村社会的反哺，使其得到可持续的条件；而非简单地任由城市去“化”农村。

　　生态文明：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缓解农业现代化、资本化内生的负外部性

　　三农中的农业问题，早已不是产业扩张阶段要求的数量目标：增产和增收，而是农业生态安全。这是一个包括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安全、食物的数量及质量的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性概念。

　　人们应该知道，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主要不是农民和农业的需求，而客观上是工业部门为了工业品下乡的需求提出来的——以乡为单位实现规模经济作为集体化+机械化的基础条件是其主要内容。那一轮农业现代化造成的后果是农民贫困和集体化失效。

　　而这一次，如果继续搬用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的所谓规模化的现代农业方式，顺理成章地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最大化的问题：一是农业成为最高面缘污染的行业，二是越来越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缓解农业外部性问题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破坏资源环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领域。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发现，中国农业污染对全国污染总量的贡献率为1/3～1/2，农业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种植业污染主要是因为长期过量施用的农业化学品流入环境，畜禽养殖业重大污染则主要是粪便集中大量排放进入环境而得不到土壤消纳。而如果畜禽粪便还田，1个标准畜禽单位的年存栏至少应有1亩耕地来消纳粪尿废弃物，否则即土地环境负担过重无法消纳。可见，追求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造成农牧脱节，是导致农业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复兴传统的兼业化小农经济就能做到农牧结合，实现节约农业化学品和缓解畜禽粪便污染环境的双赢效果。如果能够提高小农组织化，因地制宜发展合作型农牧沼气复合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可以克服生态农业生产主体分散导致的市场、政府双失灵问题，还可以通过外部资源注入规模生产主体的途径改善生态农业劳动比较收益低的不利因素；合作型农牧沼气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所蕴含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不仅在理论上能够达到逻辑自洽，客观上也具备坚实的财政条件和物质基础，符合国家的政策转型要求。

　　全球化之下的食品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化以前的传统农业存在的是农民生产和市民消费之间的矛盾，现在则是农业现代化内涵性地出现食品作为产业“被资本化”——农业外部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占有了农地、草场，转而使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发生资本与农民的对立矛盾。进入农业的资本需要控制食品加工和销售产业链，在加工和仓储、批发和销售、包装和广告等各个环节加长产业链条提高获利能力，这就势必推高消费者价格而造成资本与市民之间的对立矛盾。当资本成为食品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决定了食品安全领域主要问题的性质是“资本化”。同理，这个主要矛盾又决定了食品安全的“食物链”（利益链）的客观变化。

　　我们今天遇到的主要规律性问题仍然是，在几乎所有涉农产业和领域，凡是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运行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市场失灵”的结局。没有任何利益相关者愿意承担这种制度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的代价，还是按着经济生态链条的方向在向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转嫁。

　　所幸近几年中央政府已对农业政策作出调整，而调整的方向正是从化学农业阶段的反生态方式转变为体现多功能性的生态农业方式。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小农单家独户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因此这些内涵着生态文明的要求要真正落实，必然要以农村治理的改善为前提，而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都是农业和农村发挥外部性的重要领域。

　　我们认为，惟复兴生态文明以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取向。而国际经验比较研究也表明，在小农经济社会，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组织租”推进制度可能性边界向外延伸，才能形成制度创新的空间改善乡村治理，并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承接政府各项惠农和生态文明导向资源的注入，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治理的可持续。只有农村的可持续，才有中国全局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