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不仅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还应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和实践指南，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本文对生态文明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概念并付诸实践。

        有关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生态文明，迄今并没有公认定义。“生态文明”一词的使用时间并不长，前苏联环境学家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发表的“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首先采用，认为人类发展必须重视生态状况。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因人而异：有人强调生态状况，有人强调文明程度，有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有人强调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可谓见仁见智。

        生态文明涉及生态和文明两个方面。生态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指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存在状态及相互关系，有竞争、共生、自生和再生的演化规律，有保持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功能。1944年，日本民族和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用生态史观研究人类文明史并发表文章，1967年出版《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认为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有着重要作用。用生态学方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就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生态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我国学者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叶谦吉教授将生态文明解释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同年，刘思华教授提出：“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1997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一书，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先进社会文明形态”。王如松教授在《当代生态农业》2000年第1期发表“论生态革命走向生态文明”一文，并对生态学及其应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许多科学见解。潘岳从中华文明传承、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及生态价值观等方面对生态文明进行系统梳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国内已出版了多套《生态文明丛书》。2011年11月，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成立，试图推进生态文明研究，并通过试点探索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经验。

        简言之，生态文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多层含义。第一，在文化价值上，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使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意识。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他人需求为目标，践行可持续消费。第三，在社会结构上，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国使用了不少的新概念，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着力点，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统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治自然灾害等领域，可以理解为近阶段推进的工作重点。在国外，绿色经济主要由环保领域的专家提出并使用，关注环境保护活动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含林业，即大农业概念）专家提出来的，不仅关注农业环境保护，还包含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低碳经济发端于能源战略调整，强调高效、清洁利用化石能源，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循环经济研究废物回收与综合利用，在我国还强调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提高资源产出率。清洁生产强调源头削减、过程控制以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生态工业园重在空间布局，通过企业入园、产业集聚等途径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的目的。此外，国际上曾经有过“有增长无发展”的说法，因为增长主要考察经济状况，发展则覆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国内外采用上述概念侧重点虽有差异，但目的相近，均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只有准确理解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才能用之指导实践，才能避免少数地方出现的换一任领导换一个口号的情形。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生态文明被确定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与可持续发展既有共同点：既是发展目标，又是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也有差别：生态文明从生态状况的角度考察发展的代价或外部性，可持续发展则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社会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研究自然、人、社会演变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是人类生存和表现自我的基本条件。劳动使人们以一定方式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把人与人、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还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使自然界发生变化，如植树造林改善了环境，污染物排放污染了环境，前者是人类活动的正外部性，收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效果，后者是负的外部性，排污者转嫁了污染物治理成本。人类作用于自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当然，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等的发生是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人类难以抗拒的，这就需要人类在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顺应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晶，生态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将会带来生态文明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经历了不同的文明阶段。人类文明，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现在进入工业文明后期，或现代文明阶段。从空间上看又具有不同起源和多元特点，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等。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趋于理性。原始文明时，人要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或采集果实，与生物及其环境呈协同进化关系，大致属于原始的“绿色文明”阶段。人崇拜自然，世界一些地方的“图腾”就是佐证。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以利用自然为主逐步延伸到改造自然。如果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一些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的湮灭，就与过度放牧、过度垦荒和盲目灌溉等农业生产活动有关。

        以珍妮纺织机的出现为标志，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空前规模的开发，创造了巨大财富。尔后，自然资源供应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以20世纪“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气体与毒物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污染，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健康。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事实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革命环境危机的警钟。1971年，芭芭拉·沃德等人提交了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号召人类对地球这个小小行星给予人文关怀和维护。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布《人类环境宣言》，号召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要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发展，人类才能进入文明社会；只有可持续发展，才会有生态文明。换言之，生态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延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自然资源供应不起，环境容纳不下，发展难以为继。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里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通过《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后，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各国共识。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大会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将水、健康、能源、农业、生物多样性等确定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2012年联合国“里约+20会议”，提出“我们期望的未来”。所有这些，均期望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类迈入现代文明社会。

        对生态文明水平的评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用同一套指标评价经济地理条件不同的地区并进行排队并不恰当。生态良好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定经济地理条件下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但生态良好并不代表生态文明。如地球史上的中生代植被茂盛、恐龙种类很多，却从未被认为是生态文明。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景观就会不同，如青岛、厦门、海南岛等沿海城市风光旖旎，与乌鲁木齐、兰州、鄂尔多斯等内陆城市的生态环境完全不同。这些地区达到同样的生态环境质量需要不同的投入、即使投入同样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产生的绩效也不可能相同，对其评价因而需要有不同指标。

       

         生态文明需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生态文明的文化内涵，既需要中华文明的传承和扬弃，也需要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的现代文化有机融合。换言之，生态文明的文化内涵应与时俱进。

        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天人调谐思想和生态伦理智慧，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传承和发扬光大。《周易》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所在。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于物质文明范畴；“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于精神文明范畴。

        中国儒家关于生态环境的认识精髓是德性，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和有机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体现了人本价值取向。《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是儒家德政的具体主张。

        中国道家关于生态环境的认识精髓是顺应自然规律，并通过敬畏自然来完善自我。道家强调人以尊重自然为最高准则，要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一种境界称为“物化”，即主客体的融合。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融合的自觉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佛教关于生态环境的认识精髓是慈爱，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一切生命既是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从善待万物角度出发，佛教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并通过利他主义实现自身价值。

        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全球人口超过70亿、财富成倍增长、技术突飞猛进、海量信息不断涌现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传承“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耕地保护、勤俭持家的节约理念等精髓，还要学习古人通过制度保护环境的做法。例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不登斧斤是因为春天的树木刚发芽，不能砍伐。何时能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又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即通过立法对不爱护公共卫生的行为处以重罚，也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不仅要传承，还应与时俱进，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出发不断加以创新。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化，是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胡锦涛总书记在2012年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创新理念，采用文明的态度对待生态环境，反对野蛮生产、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水平。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基本内涵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重要标志是文明生产、文明消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实施途径是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

   

        从实际出发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有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发达国家的事情，我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纵观世界文明史，工业文明并不排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农业文明依然存在；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与工业文明并不对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们不能到工业化完成后再建设生态文明，资源环境条件也不允许我国走粗放的发展道路，而要用先进理念引导发展。事实上，1998年长江全流域洪水后，我国启动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并取得初步成效。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思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优先、环境优先、生态优先原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自然规律、环境承载力和主体功能区为基础进行人口和经济布局，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合理控制资源能源消费总量；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提高资源能源产出率；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轻气象、洪水、海洋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转变思想观念，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应改变那种“重经济轻环境、重速度轻效益、重局部轻整体、重当前轻长远、重利益轻民生”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减少个别地方出现的换一任领导就换一个口号的情形；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当然，从基本国情和阶段特点出发，我国生态建设目标不宜定得过高，而要把握好一个“度”；需要推动发展理念由注重增长的数量和速度向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变；推动生态建设由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地理条件向生态保护产业化、发挥比较优势转变。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指标纳入统计和考核体系，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关心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民生的协调发展，使我国的生态文明水平迈上新台阶。

        2. 保护生态环境，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

        土地、水、能源、矿产、森林、海洋等资源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等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产出率，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如在采矿中对共生矿、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地把废物转变为可用资源。又如可以利用采煤产生的煤矸石发电和生产建材产品，利用煤层气发电，既可以增加能源供应，可以减少瓦斯爆炸对矿工的威胁，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应该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是生产力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环境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应从源头减少废弃物排放，施行清洁生产，解决重金属对水源、土壤等的污染、农村污染、大气污染及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保护森林、湿地、湖泊等自然生态系统，治理水体富营养化；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减少环境突发事件。进一步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建设成果，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治理和矿山复垦，使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3. 转变增长方式，铺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避免人类文明的衰退乃至湮灭，诚如恩格斯所说，“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见效，一个基本的标准是资源环境代价是否降低。应推动生产方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能循环、高效率转变，应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量入为出而不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应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统一，既讲求经济效益，也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绿色矿业、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创新能力，把经济发展动力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上来，实现由主要靠物质投入向主要靠知识、智力和技术进步促进发展转变；按照生态功能区优化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4. 统筹城乡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虽然居民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但也出现了热岛效应、灰霾天气多发、垃圾围城等环境问题。因此，应推动城乡建设由规划变得快、功能分区乱、形象工程多、使用寿命短向规划适度超前、功能分区合理、设施配套齐全、建筑物经久耐用的转变，建设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和与国土规模、资源分布、发展潜力相适应的人口布局。规划好城市功能分区，减少“睡城”和“潮汐式”交通拥堵；修改建筑物使用寿命标准，尽可能减少“大拆大建”行为。开展典型城市和重点行业的绿色低碳试点，在20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建设以轨道交通为干线、公共汽车为衔接、自行车和人行道相配套的道路体系；鼓励公众选择高效利用能源和交通资源、少排放污染物、有益健康的出行方式，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支撑城市的运转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5. 建立长效机制，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

        应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政府推动、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法规、标准和技术体系，形成制度安排。完善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格、财税、金融、土地等经济政策，加快资源价格改革步伐，健全环境税和生态补偿制度，促进各项政策的有机融合；随着我国城乡居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日益增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然而，保护环境尚未成为群众的普遍文化需求。因此，应通过宣传引导社会破除铺张浪费、比阔气、讲排场等陋习，提倡适度消费、节约光荣，毕竟房子再大睡觉只要一张床，汽车再豪华只是代步工具。开展生态文明活动，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文化教育和培训应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的内容，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消费光荣、铺张浪费可耻的社会文明风尚。只有全社会参与和共同努力，充满活力的生态文明才会实现。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