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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2》前言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5-09-19 16:38:00

作为“前言”,理应对书中文章有所评介。但我愿将此工作留待读者自己来做,仅借此机会直抒胸臆,故而用“代前言”为题。同时在这里我要向读者致歉的是,由于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人员2000年度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另行出版,未收入本集中,因而这本《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2》并未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尽数收入。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工作,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农发所科研人员在农村发展研究领域中逐年的关注重点和研究水平。

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1》的“前言”中,我提到农发所的志向是,“争取在今后几年内,培养出几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出一批科研素质高、理论功底扎实、学风严谨的中青年科研骨干,使两到三个子学科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从而把农村发展研究所办成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掌握现代经济学及农村发展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求真、务实、创新的科研作风,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农业及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中心”。一年过去了,农发所的学术水平是否在不断地提高?学术影响是否在不断地扩大?科研竞争力是否在不断增强?一句话,我们在这一年中所完成的工作使我们离要实现的目标是否更近了?这是农发所上下须臾不可忘怀、时刻要正视内省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与此相关的又有以下一些问题:

2000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近几年来最好的一年,但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形势近几年来最严峻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广大的潜在的市场仍然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启动内需仍步履维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出,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十五”期间要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在党和各界群众所关注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社会各界能否听到农发所的声音?农发所有多少代表一个所科研水平的品牌能拿得出去、能叫得响?我们一直倡导的“整合科研力量,出有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 如何能够真正落实?

近几年来,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相对于要做的事来说,国家的财力依然拮据。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给我们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资源和机会。但课题经费不是免费午餐,更不能成为福利化、平均化的大馅饼。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拨给农发所的科研经费所立项的课题是否能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是否能以精品力作来回报国家、国馈社会?

农村发展研究是属于应用学科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否能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我们的有针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和建议,而不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在从事的操作性研究项目(action program)中,取得了哪些进展?

基础性研究是一个研究所的根本,高质量的学术性论文是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科研水平的重要评判标准。没有深厚的理论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积累的文献与数据,我们的研究与政策研究室及有关部委的研究还能有什么区别?我们还能为党和国家提出什么具有社科院特点的真知灼见?如果认可这一点的话,那就要问,农发所科研人员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研究报告等每年是增多还是减少?退一步讲,在本所主办的两个刊物上发表的较有分量的论文、研究报告每年究竟有多少?农发所是否能长期坚持出版较为规范的内部讨论稿(working paper series)的系列?

在学风建设上,农发所要鼓励什么、提倡什么?我们应该鼓励的是踏踏实实做学问、不怕吃苦、花大气力做第一手调查的敬业精神;应该提倡的是规范、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老老实实的科研作风。我们拿出来的研究成果如果引用文献不注出处,或笼统地提到书名,而没有具体的章节和页码,这都不符合严肃的学术著作的学术规范。学风问题直接关系到科研人员在研究方面的诚信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因此,有必要提出,农发所的论文是否能在文献综述、引用、资料收集、数据处理等一系列学术规范与国际接轨?

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我们进入了新的世纪。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已两鬓微霜,人过中年;新一代的莘莘学子正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蓬勃兴起,他们是农发所振兴的希望之所在。而在中青年科研人员成为农发所的主体力量之际,所里是否能不间断地组织和成功地举办规范的学术研讨会和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所里的学术空气、学术氛围是否能越来越活跃、浓重?年轻的硕士、博士来所后是否能继续锐意进取,知识不断更新,水平逐步提高?所内的各个研究方向是否能得到坚持?学科建设工作是否能得到加强?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

农发所是一个从事软科学研究的单位,一无权、二无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农发所就没有资源。问题是我们拥有的各种资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这两个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研究中心、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等三个中心,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等四个一级学会,专门培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等)的潜力是否已被充分利用和开发?

当今世界,通讯手段不断更新,信息技术日益普及。如何使农发所的科研成果更迅捷、广泛地为社会所知晓,如何使农发所的科研人员更方便、快速地接触到有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文献积累,农发所的网站建设和文献资料库的建设是否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当今之中国,多元化的科研主体正逐步形成,科研资源的市场竞争正日趋惨烈,在这一群雄纷争的形势下,农发所科研人员从所外争取到的科研经费、在相关研究领域所获资源的份额是否能保持甚至增加?

上述这些问题最终又要回到前面提出的关键之点,即农发所追求的目标是否能最终实现。应该承认,在追求研究所目标的过程中,有一个个人目标与整体目标相协调的问题。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其利益相关。研究者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企盼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职务和职称得到晋升,这些追求都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我们搞研究,究竟为了什么?在冷静地对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时,我们应具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应该说,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并无绝对严密的区分,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事实和估价的相互影响正是推进科学工作的动力(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第138页,第162页)。事实上,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改革实践进行的实证分析正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了鲜明的思想分野。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农发所的研究,要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首先要为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民群众服务,要使我们的研究有利于增进中国农民群众的福祉,有助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基本准则的真正落实,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只要从这一点出发,来研究理论,服务实践,端正学风,开发资源,我们的根本方向就不会偏离,研究者的个人追求就不会急功近利、迷失本性、自我异化,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也就相对好解决一些了。

拉拉杂杂讲了这些,看上去都是农发所自家的事,与读者有何相关?《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系列与《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农村经济绿皮书)》系列的出版,不仅是向社会展示我们的科研成果,接受读者的审阅,同时也是“开门办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判。《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报告》系列中科研成果“含金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述问题密切相关,也是我们的追求与既定目标距离远近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再次恳请读者拨冗赐教,不留情面地“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倘能如此,则农发所幸甚!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晓山

20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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