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开始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围绕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实际价值产生了争论（尤其是对现行教育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儿童而言）。这样的争论并不完全由政府或者职业的教育专家所主导。正如耿欣悦（Diane Geng）报道，由公民自发进行的另类教育实践正在出现。

    在中国的乡村旅行，常常可以见到校名中带有“希望”两字的学校��表明这些学校是用中国政府的慈善项目��“希望工程”的资金建造的��或者是用一块牌匾对捐资的海外基金会或个人予以鸣谢。为处境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捐建图书馆或者翻新校舍都属于改进农村教育的传统做法。最近，中央政府还再次对农村教育做出承诺。温家宝总理表示，在2007年前通过“两免一补”，将实现9年义务教育对所有贫困学生全部免费。由于教育的障碍越来越出现在农村地区，有关教育的内容、质量和入学目标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和重视。
    一些国际组织向英国国际发展部的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国际计划以及英国救助儿童会都和政府合作，设计和实施了规模大、资金充裕的全面改进教育质量的示范项目。然而，很少有小的组织��尤其是国内组织��把工作重心从物资上的援助转向改进教育质量，尝试去发现当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被纳入到像样的教室里面，“教育”过程开始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能做什么或者应该去做什么。
    就现有农村教育的宏观效果而言，由于完全集中于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方式，将在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变成强势的城市居民，从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由于这样的做法，加剧了农村和城市社会体系之间的两极不公。和这个目标相吻合，教育的内容对农村生活或者生存技能毫无用处。由于在全国少数已经升入大学的本科生中，只有30%来自农村，显而易见，大多数农村青年在远远还未能看到教育体系所承诺的任何好处之前，就已经退出了这个体系所预设的、通往成功的狭窄通道。面对这个现实，人们不禁要去思考，有什么样的可能去创造出一些空间，在农村学校尝试新的教学内容，从而使教育能够有助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他/她们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在体系内并不是成功者。
    为寻求这些答案，我去了安徽、贵州和四川，拜访了正在中国农村开创草根的、非传统的基础教育模式的一些个人。这些模式��它们全都创办时间不长，规模很小��主要是志愿性的，相当依赖外部资金。由于它们对各行各业的人士敞开大门寻求帮助��认识到“教师”也和学生一样从这些实践中有同样的收获��这些试验点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前往加入，解决现行教育体制缺欠和局限之处的平台。
    安徽复新学校
    位于安徽北部涡阳县的复新学校以中国第一所，而且目前是唯一的一所全部由志愿人员开办的私立农村学校而闻名。它在过去三年内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证明，直接由公民参与兴办教育有多么复杂。2002年，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怀抱“教育扶贫”的期望，接收了当地一所倒闭的学校。校舍是未能完工的三层刷白的楼房，四处麦田环绕。复新学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立起来。作为没有政府资助和官方注册背景的民办非营利学校，复新学校直到最近才为教室的窗户安装了玻璃，配备的课桌和板凳大小和高度不一，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尽管硬件条件比大多数附近的学校要差，复新学校却有着其他农村学校少见的立意高远的座右铭：“做人第一，学习第二。”
    由于志愿者到复新后并没有接受任何正式培训，培养学生诚实品性的方法就千差万别。一些教师习惯于在黑板上板书古典或者励志的格言，并在课堂时间中让大家进行讨论。一些学生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这些格言以及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他们会在每节课开始的时候选出一段背诵，以此方式来问候老师。学校强调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每周的班会上，教师会讨论教育的意义，或者讨论如何通过阅读随笔散文陶冶情操，学生也被邀请发表自己的意见。
    看见一位教师鼓励他的9年级的班级对学习动机进行反思，告诉他们即便不想考大学或者高中，他们也不应该安于平庸，而是应该保持努力上进的态度，无论将来是当农民、学者或者工人。志愿者都很年轻，他/她们对儿童明显的爱使他/她们更象是大哥哥和大姐姐，在心灵和学业方面对学生进行辅导。
    多数教师经常进行家访。由于教师住在学校，学生在放学后有足够的机会和教师进行自由的非正式交流，常常接受个别辅导直到晚上。
    为鼓励上学的兴趣，使学习更为自然，有时候教师会在校外上课。我在春季前往拜访的头几天，一些班级出游到附近的一条河边，在路边辨认当地的植物，探讨生活，野炊。由于外部支持者和NGO的筹款支持，整个学校还得以奔赴县城的一家大屏幕影院观看一部电影，这对大多数农村孩子都是头一回。去年夏天，一家上海的NGO还资助一些学生游览了上海的大学校园和市区，孩子们与他们的辅导员结对，共同度过了一周的时光。
    尽管有这些活动，对于一所典型的农村学校来说，来自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仍然很少，他们还高度依靠志愿者的主动性和能量。目前学校有16位教师，年龄从25到50岁不等。新加入的志愿者每月得到300元补贴��和周边的中学相比甚至是最低的��尽管坚持了4年以上的志愿者能够拿到1000元。大多数人是大学或者大专毕业，但很少有人接受过师范培训。新到的志愿者通常很少有培训或者根本没有培训就匆忙上阵，讲授的课程和他们的专业有些联系，或者干脆按照个人兴趣。有时候教师们也会相互听课，反馈意见，但是所有人总是忙于自己很重的教学任务，不能保证一个系统的支持过程。新教师工作一段时间，学生会写评语。如果他们对教学方法提出批评，校长可以决定调换教师。尽管复新拥有外部的思路、高学历背景、以及一般的生活经验，这些条件为周边的任何一所当地学校所不及，但仅志愿者中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就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不平衡，并且引起了痛苦的内部冲突。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说：“这是一个观察当代中国年轻人理想主义思想断面的地方，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带着同样的想法而来。”志愿者流失情况很严重，有时候在学期没有结束就要更换老师。
    媒体对传播复新的故事起到了作用。直到最近，所有媒体都还在进行赞扬复新，集中报道志愿者的崇高和牺牲精神，以及农村孩子的生命被老师的关爱所改变。这些报道使普通公众对复新抱有相当的善意和敬意，他们并不了解运作复新日常面临的挑战。近日，这所学校被一个丑闻所困扰，这个丑闻与和复新相连的最有名的一个名字相关��这就是它的校长和创办人，28岁的北大毕业生殷永纯（现已离任）。他经常进行公众演讲，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中，使公众对这所学校产生了同情和兴趣。据报道，他最近对数名学生进行猥亵，并在受到指责后离开学校。这个事件提出了政府在全国以及正在形成中的非营利部门建立和实施儿童保护标准的能力问题。包括外部支持者、学校服务的村民和当地教育部门在内的公众愤怒和失望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有待时日。
    尽管在过去的三年里没有获得办学许可或者任何监督，地方政府最终还是表示将在几个月内决定是否关闭复新。除了丑闻带来的影响，地方官员对复新和公立学校竞争正在萎缩的生源并不满意。学校管理也正在经历一场全面检查，成立了一个理事会集体决策并监督财务。学校希望通过建立清楚的职位描述、强化责任和分工、强化制度规范，例如规定承诺最低的服务期限等措施，来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稳定志愿者队伍。如果没有获得办学许可，或者不能成功地实施管理改革，复新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从关心其可持续性的NGO申请到资金和其他资源。
    除媒体报道影响到公众看法以外，复新模式遇到的最大的潜在挑战仍在学校的控制之外。这种模式期望培养学生对学习的自然兴趣，推动“素质教育”，这与帮助学生在教育体制内获得成功的需要相左。为了上大学，现在复新的学生仍然必须和传统的学校那样参加同样的考试。而且，由于老师并不专业、经常替换，学生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由于小学基础差，多数复新学生（能力）低于年级水平，使得老师需要花在补习和考试练习方面的时间大大增多，负担加倍。多数家长仍然用考试成绩和能否升入重点高中作为衡量办学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复新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期望。而学生们在被问及意见的时候，评价是喜忧参半。“这所学校是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老师是志愿者，和学生关系很好。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一个8年级的学生承认，“然而，我期望教学环境能够更严肃一些。这学期我们已经换了3次英文老师了，照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是否能考入一个好高中。”
    许多人提出复新既未能在素质教育方面，也未能在主流的应试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然而，在目前无法改变宏观教育体制环境，同时又受到丑闻的困扰的情况下，学校的领导层知道，如果要在困境中生存下去，他们正在实施的学校改革将为其实现创立素质教育模式，推动农村教育转型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放平台，人们可以汇集在此，付出努力，并理解这项事业有多困难。
    西部复新学校
    贵州从江县雍里乡也有一个复新学校，由原来曾在安徽复新学校当过志愿者的李光对于2004年建立。他希望把志愿者学校的模式从安徽带到这个更贫穷、更偏僻的西部地区的乡村。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愿意与他合作的当地政府和教育局。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和另外三个志愿者老师从当地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了许多支持，还得以在乡上的重点小学与本地老师一起实验新的教学方法。李光对的教育理念建立在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陶行知相信学校教育要和社会生活经验紧密结合，因而教育可以推动社会改革。
    陶行知认为“社会即学校”，并推动“教学做合一”。  因而，李光对将他的六年级学生组成小组，让他们帮助附近村庄不识字的成年人来学认字，通过这样的方法锻炼了学生们的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每周一次，他会将“世界就是我们的课堂”的理念付诸实践，让学生去寻找社区中的长者，记录他们口头讲述的故事。社区中的村民多为少数民族，这种练习能够使学生参与到了解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和口传历史当中。尽管他的方法还没有在学校里的其他老师那里流行起来，李光对已经做过几次教学示范课，让其他老师能够接触农村教育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下一个学年，学区很有可能让李光对与他的志愿者老师在附近的村子管理一个教学点（1-5年级） 。李光对希望能够用陶行知的理论和行动研究培训一支敬业的志愿者队伍，尝试将学生们的学习与社区和农村发展联系起来的具体方法。与在安徽的情况一样，他也不能忽略用标准化测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方面的进步，但在贵州的山区进行实验也有有利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九年义务教育刚刚开始执行，大多数的家长对他们孩子的再升学方面的期望并不高。另外，小学里的学业压力还不太大，因此老师有更多的余地来实践他们的想法。李光对把他写的许多教育方面文章以及学校的需求放在学校网站上面（www.njw.cn/zhibian/default.asp）
    成都华德福学校
    华德福在中国的第一所学校就坐落在成都的市郊。华德福教育又名鲁道夫•史代纳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人智学理念基础上的特殊的教育形式。 史代纳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位哲学家，他设计出的课程专门针对儿童发展阶段，激发儿童的创造性，自由思考和想象的能力。
    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四位创始人在英国和美国接受华德福教育培训，于2004年的夏天回来在废弃的度假村创办了自己的学校。目前，学校有十来个幼儿园学生和六个小学生，大多数都是学校中的老师或志愿者的孩子，但学生人数有望在下一学年至少翻番。他们的教室有着温暖舒适的氛围，墙壁是粉红色的，桌椅摆成半圆，在上课时间，学生们经常在户外活动，比如帮忙搭建花园中的木制游戏器材，学习烘烤全麦面包、或者排练短剧，将中国文学和艺术创造力有机结合。他们的教育没有考试，也没有课本，所有核心学科有一位主要老师担当，每堂课都为适合每个学生个人的强项和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设计，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全面和平衡发展的儿童。
    华德福学校的土地上实践生物动力园艺，受史代纳哲学激发的一种严格的有机农耕形式，学生们因而有机会了解他们自己与土地和农业的关联。学校也将有机农耕的理念和实践影响到附近的农民，并且从农民那里购买有机方法种出的水果和蔬菜，运作了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支持农业”的项目。
    这个学校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全国对华德福教育方法以及新的农业技术感兴趣的人们。有一群年轻人，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做教学助理，帮助管理花园，学习华德福的理论。学校还组织有关生物动力农耕和华德福教育的培训班，邀请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的专家来讲课。
    目前来看，这所学校更可能吸引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只有他们能够离开主流的体制负担每月1000元的学费。有些家长带着孩子从其他省份来这里入学，将来他们的孩子从这里毕业后无论是重回主流的教育体制或是在寻找其他更多的代替方式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困难，但他们也愿意承担这些麻烦。学校的创始人们已经出版了一些书，介绍他们自己使用华德福教育方法的经验，这些书影响了一群家长，他们有的远在深圳，他们投资时间和资金，为自己的孩子创办家庭式的华德福幼儿园。
    当然，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如何能够使贫困的农村儿童受益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华德福理念中对儿童天性、对帮助儿童探索他们与环境和社会的联系的关注，与主流教育中与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毫不相关的学习内容和练习考试形成了鲜明对比。卢安克，一个德国人，华德福的毕业生，已经用华德福的理念和方法在广西为农村儿童教学五年。他写了一本名叫《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的书，2003年出版，书中介绍了他如何用参与式的活动发展儿童的天生的创造力和艺术性。比如，他让自己的学生去发现社区中的一项需求，学生们发现社区中的人需要一个洗澡的地方，于是帮助村民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小坝，于是有了可供洗澡的水池，锻炼了学生们的创造力和艺术灵感。这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要求学生估算出河流的水流冲力，画出设计图，从始至终参与和指导水坝的建造。尽管当地的其他老师不了解这一不寻常练习背后的教育理念，他们却非常支持，原因就是他们能看到学生的热情和积极参与。卢安克还帮助孩子们创作了自己的歌曲，来记录这个经历，歌词就选自学生们写的心得文章。这只是卢安克将华德福教育方法用于农村教育实践的许多例子之一，但他也说到，华德福教育方法对小学和初中教育的长期影响很难测定，由于他的班级每年都在变化，这些学生的生活主要还是被主流教育体制与社会对肤浅的物质方面的关注所主导，他对这些学生的影响还显得很“孤独”。卢安克最近刚刚完成他的第二部中文著作，他的许多作品可以在网站www.jiaoyu.org上找到。
    结论
    在我与那些正在思考如何重新构建农村教育内容的中国人交谈的过程中，上面的三个例子看上去是普通人在农村地区参与基础教育实验最有名的“草根”案例。作为急需改革的领域内的先行者，这些学校的创办人的理想主义和热忱富有吸引力，他们还善于推广他们的价值理念，利用网站和网上论坛吸引外部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持。除直接到校身体力行的志愿者外，有更多的外部支持者居住在城市，贡献他们的时间组织筹款活动，提高公众意识。“五、一”期间，大约十来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外部支持者组织了一次活动，奔赴西部复新学校进行考察。上海的支持者过去还曾出售树苗为安徽复新学校筹款。
    部分是由于资金上的制约，部分是由于志同道合，志愿者通常受到欢迎，因此在学校的运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考虑到围绕盛名之下的“教育志愿者”殷永纯产生的困惑，也许需要对单纯的意愿标准加以扩展。这件丑闻对这所学校的志愿者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时日。
最大的挑战在于调整理想主义目标和价值��以及实现它们的方法��去满足当地的教育需求。这些学校能否成为成功的个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他们的经验都是不易复制的。无论如何，普通公民对农村教育问题从同情、消极的关注到行动与个人参与的转变表明，在改革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上公民社会的力量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本文作者耿欣悦（Diane Geng）是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04.7-2005.7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事中国农村教育研究。
 (高雪松，付涛译自英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