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将脆弱性纳入贫困概念和减贫战略，有助于降低未来贫困的风险，增强减贫的稳定性。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综述了贫困的经济脆弱性的三个主要来源以及相应的应对战略。贫困的市场脆弱性主要在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波动性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不完善，应对战略为反贫困总体框架的市场机制化，加快农产品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经济全球化当前对中国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有限，但是，仍需对未来可能的贸易摩擦采取预防性措施，并针对主动的产业升级战略采取补充性措施。经济危机的冲击具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特征，应主要采取应急措施降低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关键词：贫困脆弱性  经济脆弱性  减贫战略

 

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贫困既包括没有能力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物质上的缺乏，也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其中，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指家庭或者个人当前面临的在将来遭遇各种可能导致贫困的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从不贫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以及继续维持贫困状态（World Bank，2000）。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的定义显示出，随着贫困研究以及减贫事业的不断深入，贫困和减贫战略的维度大为拓展：不仅包括物质和健康的缺乏，也包括各种内部、外部条件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不仅包括当前，也包括可预见的未来。将脆弱性纳入减贫战略，有助于降低未来继续贫困或返回贫困的概率，增强减贫的稳定性，有望引领中国减贫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贫困的脆弱性产生于贫困人口对多种来源的冲击（shocks）缺乏应对能力，这些冲击包括自然灾害以及环境因素、个人的健康与教育以及家庭因素、制度和政策等权益性因素、社会福利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等（Tesliuc et al.，2002；Dercon，2001）。目前的主流理论已经确认，经济增长对减贫发挥着核心作用（Bourguignon，2004；Kraay，2004；汪三贵，2008；胡鞍钢等，2006）。国际组织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减贫政策体系。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推进的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对外援助这样的国际减贫政策；中国实施的主要是开发式扶贫政策；孟加拉等南亚国家重点推行的是小额信贷体系从而帮助农民发展经济，等等。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市场机制并非完善，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破除市场万能的迷信。经济体系的内部变化和外部冲击都有可能导致价格、就业机会、工资率的波动从而加剧贫困。从发生机制看，贫困的经济脆弱性主要有三大来源，分别是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波动性、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以及经济危机的冲击。本文主要就上述来源的经济脆弱性影响贫困的机制、后果以及相应的减贫战略设计等进行文献述评，以期为中国未来调整减贫战略提供参考。

一、市场不完善导致的贫困脆弱性

就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基础性作用而言，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经济增长战略和直接的扶贫政策共同贡献于贫困的减少。各国和各国际组织都早已认识到，扶贫不能只靠救济，而应当采取在外界帮助下的“自救”行动。自救只能依靠参与经济活动，即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但是，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存在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有缺陷的市场本身会给参与其中的贫困人口带来风险。市场体系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其中，与减贫有关的两类最重要的市场是农产品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

（一）农产品市场的不完善和波动

尽管农业收入在中国农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是，对于贫困人口尤其是长期贫困人口而言，农业收入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农业收入在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仍然达到一半以上（汪三贵，2008）。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开始实施各类开发式扶贫政策。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利用7年时间基本完成8000万人的脱贫任务。对应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就是在国家的扶持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在扶贫开发中，农业开发是主要内容。因此，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和农产品市场的稳定性对贫困人口脱贫有重要影响。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反观开发式扶贫，人们发现，以往的扶贫开发只讲生产，不讲销售，只考虑开发，不考虑市场，结果资源得到了开发，产品却销售不出去（严瑞珍，1998）。层出不穷的农产品“过剩”和“卖难”所揭示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不遵循市场规律的盲目开发以及农村市场发育缓慢。“卖难”时农产品价格下跌往往是由前期行情好、吸引大量农民发展生产引起的，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引发贫困。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缓慢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薄弱、农民观念保守、缺乏正确的市场信号引导等多个方面（李明生，2003）。

除了贫困地区农产品市场发育滞后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并降低农业收入外，宏观的农产品市场形势也由于多种原因容易发生波动，尤其是大宗农产品以及遭遇贸易壁垒的出口农产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先后经历了5轮农产品价格波动，有些年份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跌幅度很大。引起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农产品价格制度和购销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非常显著（程国强等，2009）。此外，由于农产品市场较多地受到政府的参与甚至干预，正常的市场波动和不恰当的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例如，近年来，为了维护粮食生产能力和稳定市场价格，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实施以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甚至更大，例如粮食、猪肉等。农业支持政策和市场干预对市场稳定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而被忽视。

（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

劳动力是贫困家庭最重要也最丰富的经济资源。世界银行等多数国际组织都把促进发展中国家贫困劳动力就业作为最主要的减贫手段。中国30年的减贫经验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会下降0.25个百分点，279万人会因此脱贫（张全红等，2007）。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也经历了一个由管制、逐步开放、逐步完善到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尽管如此，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并没有完全破除。例如，有研究指出，农民工市场具有特殊性，发育仍然不成熟，农民工就业依然不稳定（张兴华，2006）。还有研究指出，受户籍制度、行业垄断、本地居民利益保护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仍显滞后，一体化程度仍然较低（蔡昉等，2005）。具体地说，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宏观经济理论指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性变化，周期的时间范围可能是2～10年。当宏观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失业率会随之波动；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增加。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性，失业率不仅会随经济萧条而上升，而且在经济复苏时也有可能并不随之而下降，这就是“无就业的经济复苏”。美国在过去的几轮经济周期中就曾多次发生这种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其内在原因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蔡昉，2009）。

2.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包括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国际甚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国内的经济危机通常发生于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只不过它对就业的影响更加严重。国际经济危机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减少进口、抽回投资等途径打击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需求，从而导致订单减少，生产萎缩，失业增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不仅造成了大量就业岗位的丧失，而且削弱了城乡收入增长的基础，为贫困状况带来了巨大变数。2009年春节前，相当于外出总量15.3%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大约有2000多万人因经济危机冲击或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岗位。在受影响的产业中，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遭受的打击最大（王德文，2009）。国际劳工组织也发表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2300万亚洲人失业，6000万人就业不稳定，1.4亿人陷入贫困泥沼，大量农民工返回农村[1]。

3.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中国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三元劳动力市场，不仅城市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不同，城市里的本地城镇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割的。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础上，城镇外来劳动力市场体系还相当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缺乏对劳动者权益的足够保护。外来劳动力不仅面临很多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而且还面临很多行业的准入限制。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联系，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者自我雇佣。由于更加缺乏必要的保护，他们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失业的可能性更大（蔡昉，2007）。

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贫困脆弱性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国际主流经济理论极力推崇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通常指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杨雪冬，2002）。经济全球化包含的内容很多，在分析经济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时，通常考虑的是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的国际贸易；二是资本的国际流动，包括FDI、证券投资、外国援助等（Harrison，2007）。其中，贸易自由化受到的关注最多，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和条件。理论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可以充分发挥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大回报，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曼昆，1999）。但是，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各重要领域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的限制，往往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减贫效果。

（一）贸易自由化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一国相对丰富的要素的实际收入提高。由于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拥有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资源，因此，穷人最有可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但是，有许多研究表明，全球化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增加，穷人不一定能享受自由贸易的益处（Harrison，2007）。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化发生作用。如果作为净供给者的家庭的产品或要素（例如农产品或劳动力）价格提高了，那么，贫困就有可能改善；如果作为净消费者的家庭的产品或要素（例如食品或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了，那么，贫困就有可能恶化。贸易政策对家庭的影响将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企业就业和工资的变动以及政府税收和支出的变动来实现。在现实中，一种情况是看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否会惠及贫困的劳动力，另一种情况是看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相对变化（Winters，2000）。如果劳动力就业增加，那么，贫困将会减少；但是，如果增加的就业集中于那些有文化的劳动力，那么，没有文化的穷人将无法受益。贸易自由化有可能导致食品价格降低，这会对那些无地的贫困家庭带来好处，但对于那些靠生产食品为生的家庭而言却是打击。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税降低、贸易壁垒削弱、就业机会增加等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减少贫困的效果，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有增加贫困的效果。而且，贸易自由化长期的减贫效果通常要优于短期效果，短期甚至有增加贫困脆弱性的可能。例如，2005年左右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在加纳和孟加拉国，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贫困程度，尽管不平等程度增加了；在拉丁美洲，贸易自由化虽然带来了繁荣，但是，不平等和经济波动增加了贫困的脆弱性；在菲律宾，贸易自由化甚至“制造了贫困”，包括高失业率和中小企业的倒闭等（USAID，2005）。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项针对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没有引起职业结构变动幅度的增加；外贸依存度高的职业没有显示出更大的不稳定性；涉及贸易部门的收入没有因贸易自由化而产生更大幅度的变动（Bourguignon et al.，2002）。对印度的跨区域研究显示：关税降低导致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地区的贫困程度增加，而且效应相当显著。究其原因，该项研究者将其归结为要素流动的不畅通（Topalova，2005）。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市场容量巨大，主要农产品和食品的自给程度非常高，尤其是贫困地区，贸易自由化没有带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对农业收入也没有显著影响。

（二）外国直接投资

到目前为止的研究都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FDI）通常具有促进减贫的作用。FDI可以增加本地的经济产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本地就业，其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都有助于减少贫困。世界银行的分析认为，FDI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项关键要素，由于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重要条件，因此，FDI也是最有效的减贫工具之一（Klein et al.，2001）。对中国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流入对于减少中国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人均FDI每增加1%，贫困指数就下降0.426%（李志平，2006）。对印度的案例研究也能发现类似的效果（参见Harrison，2007）。

FDI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于，外资企业产品的市场通常在国外，即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需求形势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要大于一般的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所以，FDI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并进而使国内的相关人群更容易受到冲击。

（三）资本市场自由化

资本市场自由化即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账户是国际收支中本国与外国之间资本流动的记录，包括国际投资和贷款。其中，国际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例如股票、债券等）。不过，一般所说的资本账户主要指有价证券和银行贷款之类的流动性强的国际资本，并不包括直接投资。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欢迎直接投资，但是对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类外国资本采取了各类限制措施，目的是保护国内资本市场稳定以及国内企业免受伤害。常见的保护措施包括以交易税为指标的综合管理（blanket control）、最低投资期限规定、证券持有比例限制、投资局机制（investment boards）[2]、投资收益处置限制和外国借贷的储备要求等（Cobham，2001）。

资本市场自由化是指消除证券及贷款等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过程。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支持者（例如IMF）倡导逐步消除这些限制措施，因为他们相信，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具有效率效应和增长效应，而其对贫困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和管理来解决。进一步地，资本市场自由化还需要与国内金融自由化相配套，并以国内金融自由化为前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风行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改革大都遵循类似的路线，即先改革国内金融市场，然后对外资开放，而其结局却是接踵而至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Demirguc-Kunt et al.，1998）。实证研究对于资本市场自由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难以提供一致的答案。Durham（2000）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发展的增长效应很可能存在一个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门槛”，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中、高收入国家更容易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获益，而金融市场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则难以获益。这个发现与Kraay（1998）所揭示的低收入国家缺乏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经济容易波动等原因具有内在一致性。

Cobham（2001）的报告从危机应对、政府财政和经济政策以及产业发展的角度专门分析了资本市场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效率效应和增长效应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支撑；相反地，那些实施了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家付出了大量的代价，并承受了很多风险。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导致政府融资水平及其稳定性下降，从而使其减少对贫困人口的支出以及投资。另外，资本市场自由化与国内金融自由化共同起作用，还有可能导致“抽水机”效应，使资金从农村地区和小企业流失。因此，不能将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这个潜在假设作为政策分析的起点，政府必须在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保留资本控制的政策工具。

由主要国际组织参加的一次高级别讨论延续了上述Cobham报告中的争论，但是，对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这一问题，依然不能得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一致看法（Shalatek，2001）。通过比较，比较容易接受的结论是：推进资本市场自由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能由于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而投鼠忌器，而是要正确设定改革的顺序：首先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健全的竞争性国内金融市场体系，为资本市场开放做好充分准备。

（四）外国援助

外国援助既可以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项目，以达到间接减贫的目的；也可以是直接的援助，例如食物援助、教育援助、卫生援助等。外国援助通常被认为是缓解贫困的直接手段，其主要理论依据是钱纳里等关于国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Chenery et al.，1966）。该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每一个阶段都受到至少一种因素的制约，可能的瓶颈因素有国内储蓄不足或者出口收入偏低等；国外援助可以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该模型假设国外经济援助对于受援国来说是稀缺的或有用途限制的，因此，受援国不舍得或不便于将国外经济援助直接用于当期消费，而是愿意将这些援助优先用于缓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的约束。

在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中，有的支持外国援助有效性的观点（例如Papanek，1973），有的否定外国援助有效性的结论（例如Rajan et al.，2005），还有一些研究提出外国援助有条件有效的观点。“条件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被世界银行采纳的“条件论”，认为外国援助有效的前提条件是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Burnside et al.，1997）；另一类“条件论”由中国学者提出，即外国援助需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可能有效，这一结论可以为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供依据（杨东升，2007）。

食品援助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援助内容。食品援助虽然可以直接缓解贫困人口的饥饿状态，却经常受到诟病。在一些人看来，对外食品援助是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处置国内过剩的农产品和帮助本国的农场主。不仅如此，如果援助食品的数量足够多，还可能会导致当地市场食品价格的下降，从而削弱当地的农业生产，使穷人继续穷下去。如果对受食品援助影响的群体进行分解，可以发现食品援助具有与市场开放类似的效应。针对某特定的食品而言，市场上存在两类穷人群体，即该食品的购买者和该食品的生产者。食品价格的下降会增加购买者的福利，但是会损害生产者的利益，其总体效果要看两者之间的对比关系。一项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研究表明，食品援助降低了小麦价格，由于小麦的净购买者比净销售者更穷、各个收入层次上小麦净购买者的规模都要比净销售者大、净销售者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以及越穷的家庭获益的份额越大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食品援助在总体上是有效果的（Levinsohn et al.，2007）。

受援国对食品援助的管理也是影响其效果的重要因素。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资金挪用都会使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食品援助被认为大量地进入了官员的腰包或银行账户[3]。另外，一项比较政府来源和非政府组织来源儿童卫生援助的援助效果的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来源的援助效果要显著优于政府间的双边援助，这与受援国政府对援助资金的分配机制不无关系（Masud et al.，2005）。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外国援助在政策设计上具有改善受援国贫困状况的可能，但它可能在如下方面导致贫困的脆弱性：第一，由于得不到相应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配合而效果不显著，这实际上是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问题；第二，由于缺乏公平和廉洁的政府管理体系而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这是内政问题；第三，由于援助的强度达不到应有的临界值而效果不显著；第四，由于影响了国内市场供求，与援助食品类似或替代食品生产者的利益可能受损；第五，援助资金来源不一定能得到持续性的保障。

三、经济危机冲击导致的贫困脆弱性

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各种形式和程度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伴生性现象。这部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概述经济危机冲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一）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经济周期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经济规律，理论上有多种模拟经济周期的模型。有一种解释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设备投资周期密切相关，大约是10年左右，也可以称作“景气周期”（香西泰，1983）。经济危机既有可能是在谷底阶段的极端状态，也有可能独立发生，扰乱常规的经济周期（薛敬孝，2009）。经济发展史表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有一些是由突发原因引起的独立的金融危机，另一些则是作为实体性经济危机导火索并构成其一部分的复合型经济危机（哈伯勒，1988）。对于实体性经济危机，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性意见是：它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破坏旧的生产能力，并在破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在经济停滞或衰退时期必然发生周期性的失业、通货膨胀等，导致一部分人重返贫困以及贫困程度加剧。但是，在经过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加强了宏观调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熨平了经济周期的波幅，大多数经济衰退阶段只有小的金融波动，有的国家甚至只有经济增长率高低的波动，很少出现负增长，只有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个例外（薛敬孝，2009）。这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对贫困的影响力趋于下降。不过，由于企业追求劳动生产率以及相应的产业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恢复倾向于“无就业的复苏”，从而延缓了减贫的步伐，这属于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政策导向问题（蔡昉，2009）。

（二）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了如下后果：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升级，出口需求减少，贸易量下降；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财政缺口加大，等等。以上后果对贫困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劳动力需求下降，失业增加，工资减少，汇款减少；农产品价格降低，农民收入减少；一些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能力下降。从中长期看，未成年人的营养和教育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Revenga，2009）。

以上分析更多地是针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那些与发达国家有紧密贸易联系和就业联系的低收入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主要在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有限，所以，中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出口下滑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影响在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从而使受影响的群体具有差异：就部门而言，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收入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第一产业，因此，农民工的就业容易受到冲击；就地区而言，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在东部地区就业的那些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杨宜勇等，2009）。

不过，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却与以上推测有所不同。即使在可能受影响最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领域，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全球以及国内的农产品市场变化似乎与经济危机形势不相关，近期主要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不降反升，增加了那些缺乏购买能力的贫困人口的负担；中国的政府支出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大大增加，近期内对减少返贫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经济脆弱性与减贫战略

发展经济的目的主要是增进人民的福利。贫困人口由于现实的能力、资源、机会的缺乏以及潜在的脆弱性而难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社会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公平，贫困在社会中长期存在，也是市场经济的伴生性现象。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因此，必须实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财政减贫模式（阎坤等，2008）。减贫战略必须针对导致贫困的原因，即现实的物质上的缺乏或者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而针对未来潜在的风险，则应当有两种应对思路：一是积极化解，将风险的不确定程度降到最低；二是未雨绸缪，在确定风险难以化解的情况下，提前制定弥补性的应对战略，防患于未然。

导致贫困的经济脆弱性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存在的难以化解的周期性波动乃至发生经济危机的内在可能性；二是市场经济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建立和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全球层面各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协调），这个过程完成之前的各种缺陷必然会给贫困带来不确定性。这样，在经济脆弱性的三个来源中，市场因素导致的贫困脆弱性主要与市场的不完善有关，适宜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配套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降低其风险；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市场经济机制缺陷和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混合产物，因为它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市场体系暴露于高度发达但存在内在机制缺陷的全球市场之下，导致更高的风险；经济危机冲击导致的贫困脆弱性主要与市场经济的本性有关，难以根除，但是可以通过市场体系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相应的弥补性措施来化解。当前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并没有确定结果[4]，经济全球化仍是必然趋势，因此，必须通过全球合作以及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体系来降低其损害，同时继续推进市场体系建设。

（一）应对市场不完善影响的减贫战略

针对宏观市场形势的剧烈波动（含过度干预引起的市场扭曲），目前还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中国来说，维持足够高（95%以上）的粮食国内自给率以及足够高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属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比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更加重要。因此，市场稳定从属于粮食安全，先稳定产量后稳定价格。这样，针对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只能采取事后的补偿措施，例如主要大宗农产品的保护价收购、国有粮库或屠宰场的政策性储备、对企业储备行为予以补贴等，以此平抑市场价格波动，保护农民利益。

针对微观层面或局部地区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中国学者提出，必须在市场经济框架而不是计划经济框架下减贫，并提出了大量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议。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国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不久，一批学者敏锐地提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减少贫困的观点。例如，必须建立运用市场机制的反贫困战略，使反贫困总体框架市场经济机制化（严瑞珍，1999）；或者说，将市场机制、市场意识与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导入反贫困行动之中，将市场环境与相对封闭的贫困地区联结起来（陆小华，1997）。严瑞珍（1998）对此开出了七条“药方”，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小额贷款、培育农户市场主体地位、改革扶贫资源分配机制、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各主体协力扶贫等。这些建议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其中多条已经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得到了体现，很多也已经在实践中被采用。不过，虽然开发式扶贫被作为基本的扶贫方针，但是，反贫困的总体框架似乎还没有实现市场机制化，而这应该成为下一步建立减贫长效机制、降低来源于市场的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努力方向。

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可以采取三类互为补充的减贫战略。第一类战略是深化改革，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要把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纳入城镇就业失业统计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就业问责制和就业促进政策。第二类战略是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主要是要实施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把就业指导、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的实施面扩大到城乡所有劳动者，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性歧视。最后是在保增长战略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例如，通过产业转移让产业尽可能留在国内；投资拉动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倾斜；采取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蔡昉，2009；王德文，2009）。

（二）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减贫战略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应对战略也必须着眼于长远。从国际合作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出发，在国际层面，应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国内层面，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结构以及更加稳健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

在全球层面，联合国提出要将过去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基础的、狭隘的或粗放的全球化改造为更具包容性和以人为本的全球化，并将新的全球化作为世界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下，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提出建议，全球减贫行动应在三个层面展开，即国际层面（通过政府间合作）、地区或国家层面（通过联合国地区委员会和各国家）以及国家内部或地方层面（通过联合国系统的协作性项目）。在全球层面，要创造更加有利于全球化的条件，尤其是针对低收入国家；在国家层面，需要改进政府治理，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群体建立适当的保护制度；在地方层面，应保障知情权，增强能力，鼓励自主发展[5]。

针对贸易自由化的“双刃剑”效应，可以采取三类应对措施，即一般性补偿措施、针对性补偿措施以及补充性措施（Winters，2000）。一般性补偿措施主要是指社会保障体系，为那些可能遭受贸易自由化负面影响的群体提供最低的福利保障；针对性补偿措施主要针对那些受影响群体采取再培训、搬迁、临时性收入措施等；补充性措施是指那些与贸易自由化政策同时利用，可以起到相互促进作用的措施，包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提供信贷资金、促进劳动力流动、鼓励创业、培训工人等。这三类措施的结合，不仅可以作为对一般性贸易自由化冲击的应对策略，更可以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应对国际贸易形势的恶化。

针对外国援助的减贫效果在多数情形下不佳的情况，有两项重要结论可以互为补充：一是外国援助需要与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相配套（Burnside et al.，1997）；二是外国援助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才可能生效（杨东升，2007）。这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努力改善自身的经济政策环境，为有效执行外国援助创造条件，例如建设高效透明的政府体系，建立项目执行的民主程序和监督机制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需要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以超越生效所必需的最低“门槛”。

针对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尽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开放很容易导致国内资本和金融市场的混乱，甚至爆发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对此，余永定（2000）的建议具有代表性，即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全力推进本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资本管制，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为开放资本市场做准备。

（三）应对经济危机冲击的减贫战略

经济危机的冲击具有难以预料、来势凶猛、破坏力强的特点，不仅应当建立应急机制，而且所采取的措施必须针锋相对、下猛药、对症下药。主要措施包括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援助等。针对经济危机对中国低收入人群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影响，国内学者提出了包括经济增长、就业促进和收入保障在内的综合性应对措施，具体包括实施以扩大就业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措施、针对低收入人口的扩大内需政策、保持劳动力市场规范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以及制定维护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的政策四个方面的内容（蔡昉等，2009；杨宜勇等，2009）。

世界银行总结的经验表明，已经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可以更加迅速地应对。由于建立一个这样的保障体系以及该体系进入运行状态需要大量时间，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当务之急便是抓紧时间建立或完善针对脆弱性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World Bank，2009）。但是，针对泰国和越南的快速评估结果表明，很多失业工人都来自于非正规部门，因而针对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他们无效，需要在正规保障体系之外建立创造性的应对措施。例如，可以对企业、工人或培训机构实施临时性补贴，将缩短工时与学习、培训或临时就业措施结合起来；将公共就业项目偏向于非正规部门以及女性；采取措施保护和支持小型企业发展，等等（Paci et al.，2009）。

另外，对于那些国内自我恢复能力比较薄弱的欠发达国家，UNDP提出，可以考虑在短期内适当提高外国政府的援助水平，改善低收入国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并调整资源的配置方向，将援助资金更多地用于最贫困人群和最脆弱人群的人文发展领域（Marone et al.，2009）。IMF提出的对策建议是类似的，即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帮助它们逐步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应的国内配套政策包括：借助社会发展项目，使扶贫资金能够瞄准穷人；实施弹性汇率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更加积极的金融监管措施，等等（IMF，2009）。

五、结论

第一，尽管发展经济是减贫的基础，但是，在进行开发式扶贫的同时，也应当对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类冲击导致的贫困脆弱性同样给予高度关注。在现实中，经济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市场脆弱性、经济全球化冲击、经济危机冲击等方面。忽视经济脆弱性会造成很多减贫战略和措施的盲目性和片面乐观，以至于产生负面效果，例如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扶贫开发项目生产出来的产品遇到的“卖难”现象。重视经济脆弱性，不仅有助于增强扶贫战略和措施的合理性，还可以通过对风险的评估和对不确定性的预防，增强减贫效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影响中国贫困的市场脆弱性主要在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的不完善。对于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而言，关键在于实现反贫困总体框架的市场机制化，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在扶贫资源配置中引入参与机制和竞争机制；在积极培育农户市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加强对农业产业化体系中各类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以此完善农产品销售渠道，降低农产品市场波动幅度。对于完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而言，关键在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以及在就业准入、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给予农村劳动力公平待遇，在危机时期还应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和扩大就业政策。

第三，由于中国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冲击对中国贫困的影响程度有限。不过，如果未来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相关行业农民工的就业就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经济必须主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也会对来自于贫困地区而且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就业造成冲击。对此，应当综合实施一般性补偿措施、针对性补偿措施和补充性措施予以救助。

第四，经济危机冲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征，同时也可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号。因此，在发生经济危机冲击时，一方面，要针对其直接影响，采取应急性的补偿性或补充性措施；另一方面，要对经济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进行合理的分析和预测，找出可能受影响的边缘群体，提前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第五，应对贫困脆弱性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贫困的经济脆弱性有多种来源，这些来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例如，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市场机制的缺陷有关，经济全球化的缺陷与市场机制的缺陷以及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有关。此外，贫困脆弱性的不同来源有可能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会共同对贫困群体发生作用，例如自然灾害与市场体系不完善的综合作用。因此，应对贫困脆弱性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既要同时应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脆弱性，也要在时间维度上同时采取应急的措施和长期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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