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人类认同并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目标，与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和生态环境的容量无法支撑经济增长对它们的冲击有极大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目标的提出，为改进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可能性。从长远看，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人类社会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步入可持续的和谐社会。第一，从自然方面看，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对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只要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用不超过它的自调节能力的阈值，自然生态系统的再生性是可持续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可修复性，如果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利用不超过它的可修复的阈值，只要尽快采取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过度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造成的偏差是能够纠正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具有递增性。只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提升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技术措施以及与之配套的激励机制，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会越来越高，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会越来越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第二，从社会方面看，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由趋于恶化转向不断改善。这个假设可以采用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探讨的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利用许多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趋于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这种趋势先得到遏制，尔后得以扭转，随着收入差异的不断缩小，人与人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和谐。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和谐的社会显然是可持续性趋于增强的社会。采用这个方法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污染总量和资源（土地、能源、淡水）需求量也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负增长，说明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社会经济发展越过某个阶段以后，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小。第三，从公众意识看，实现企业最优解与社会最优解的统一，人的需求与自然需求的统一，自利和利他的统一，是能被普遍接受的理念。上述理念的实现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自律，使对应于社会最优解目标的可行域边界与对应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可行域边界相一致；二是利用利益相关者参与平台，廓清对应于社会最优解目标的可行域边界。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与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会越来越高，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的人群会越来越大，可用于保育资源、生态与环境的资金投入会越来越多，人类社会必将逐步进入可持续性趋于增强的和谐社会形态。

        二、生态经济实践的研究进展

        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资源配置存在着社会最优解，且社会最优解与企业最优解可以具有互补性。这个理论内核，是生态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目前，生态经济研究集中在生态产业、生态恢复、生态保护三个领域，并与产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保护生态学相对应，形成了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分支。生态经济研究主要有三个切入点，其一是以生态系统作为研究的主体，利用数学方法和生态模型，研究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生态系统顺向演替带来的价值增值和逆向演替造成的价值损失，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必须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含义。其二是以制度、组织、技术创新入手，规范企业和人的行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企业和个人的自利目标与利他目标统一起来，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人与自然和谐。三是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谈判入手，在全面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学习、协商和合作，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即具有双赢乃至多赢性质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

        1.旨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研究。在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关系方面，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并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我国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覆盖了全国97%以上的县。其投资之巨，范围之大，目标之高，都创下了当今世界生态建设之最。

        但全体公民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公众拥有知情权，是引导他们参与的必要条件。所以，必须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构建公众了解政策、响应政策的渠道，使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1998年，35个来自欧洲和中亚的国家在丹麦签署了“奥胡斯公约”，随后又有39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我国也在开展这方面工作，如每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每月的大江大河水质状况公报，每天的城市空气质量公报。但目前还存在着环境信息透明度不高、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的改进。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从区域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其中，生态省建设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循环经济是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的参与应该加强在这两个方面介入，作为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两个主要抓手。

        2.区域层面上的生态省建设研究。我国生态省建设的发展势头良好，生态建设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生态产业有了新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进展。例如山东省，在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时间里将投资3600亿元用于生态省建设。海南省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有效地保护了中部和沿海生态敏感区的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已连续5年年均递增一个百分点，天然林面积恢复到19%左右。新建文明生态村1079个，累计达到2938个，占全省23310个自然村的12.6%；全省无公害农业基地面积达到160万亩，无公害瓜果菜产量240万吨，产值约38亿元，有23家企业的45个产品被评为国家绿色食品。黑龙江省在2003年一年里新增生态示范乡、镇 农场 55个，生态示范村 队 34个，生态示范区及试点112个，启动了一批集约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项目，农用薄膜回收率达88%以上；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达到1810万亩，绿色食品年产量710吨，产值190亿。

       生态省建设遵循以人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区域内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为基础，以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为动力，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重点工程、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逐渐走向生态文明。

        各省的经验表明，生态省建设通常分为层次逐渐递进的三个阶段。其中，启动阶段（2001～2010年）的目标是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形成生态产业的框架和生态建设的科技支持体系。推进阶段（2011～2020年）的目标是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步入良性循环，资源利用和更新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城市生态化进程明显加快，公众素质和生态意识明显提高。完善阶段（2021～2050年）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为支撑，以生态产业为主体的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

        3.产业集群层面上的循环经济实践研究。我国提出的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强调的是以资源利用为核心，从产业而非主要从产品方面来实施循环经济。为什么确立的目标不是零排放，而是将“废弃物”的排放量控制在环境自净能力的阈值内，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使环境所具有的自净能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其二，避免以损害人类自身的健康为代价的资源化。例如，地沟油、一次性医疗注射器、输液管等医疗垃圾的资源化，与我们倡导的循环经济是大相径庭的。

        生态社区建设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明确的路径；循环经济具有明确的路径，没有极为明确的边界，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既能使它们各自的优势得到了互补，又能使它们各自的不足得到克服。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可持续发展理论，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基本任务。人们认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律是研究生态经济规律和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深化，它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

        纵观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过程，应该说，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壮大、成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生态经济学必将会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的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