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薛暮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至今仍然对我们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我从1943年3月起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分局除要求我帮助山东进行对敌货币斗争和建立工商管理工作外，还要求我研究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l942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路过山东时，曾对山东工作做了全面指示，山东分局根据指示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我们了解运动进展情况，做出进一步的指导。为此，我一到任就立即组织干部在以莒南为中心的滨海区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这个地区是山东分局所在地)。为了正确执行党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土地政策，我在包括调查研究室干部在内的山东分局干部会上做了《中国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研究》的专题报告，接着利用我过去多年农村经济调查的经验，立即为调查研究室拟订调查提纲，讲解调查方法。虽然我带领的是一队新兵，但在短短近三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卓有成效的调查，由组长王耕今同志写出的几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由耕今同志经历千辛万苦保存了四十多年，1988年3月由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村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内部印发。现在准备由出版社公开发行，耕今同志请我写个序。

        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山东分局和省政府了解情况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决定减租减息政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山东省分成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5个行政区，除由山东分局和省政府直接领导的滨海、鲁中、鲁南外，当时横隔着胶济铁路敌占区的胶东、渤海，也各自做了一些类似的调查，并颁发了一些有关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具体法令。这些文件，除《民主导报》已发表者外，都已散失，这是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的最宝贵的一份。当时山东各地的土地关系和租佃、借贷、雇佣等类制度大体相同，略有差别，这份调查资料，不仅详实地反映了滨海区的情况，也大体上反映了山东其他各行政区的情况，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44年8～9月，山东省政府(当时称战地工作委员会)召开有各县县长参加的行政工作会议，减租减息是此次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省政府主席黎玉同志因为我经过一年多调查研究，比较熟悉山东各地区的农村情况，要求我代表他做了《关于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报告分思想政策检讨、减租问题、减息问题、增资问题、土地纠纷等几个部分，讲了3个半天(约12小时)。现在翻阅这个报告，对山东省当时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情况和几年来的变化、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说得如此详细，连我自己重阅时也感到惊讶。这些思想的来源，无疑是来自这些调查报告，这证明这些调查对分局和省政府决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已经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书中发表。如果把这报告来同这本调查资料参照阅读，对这本调查资料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认为值得把这些调查资料公开印发，供给学者们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的经济，也使下一代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况。

        山东省对收集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资料是十分认真的，仅我收到的已有《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6辑，《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4册。我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大众日报》、《民生导报》、《斗争生活》和其他档案资料(现在这些资料也已经很难找到)，收集有关土地问题和减租减息政策、农业生产和工商管理工作等类问题的有关历史资料，分别整理，传之后人，使它不致长此散失。

1988年9月5日

(本文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序言)

前  言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统治者，它们通过买办、军阀、官僚的掠夺和剥削，阻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极其缓慢，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主要靠耕种土地为生，而土地分配又极不合理。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6省(区)农户的统计比较：在1721万多农户中，占有耕地ll O亩以下的占38．2％，ll亩以上的占28．6％，据李氏引证《金陵大学丛刊》第八号芜湖102户调查，10亩以下者(平均7．5亩)占总农户的1 3．7％，11亩以上的(平均15亩)占50％，而这两种小农户占63．7％。地主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掌握着政权，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困农民不得不忍受高额地租租种地主的土地，而且还须忍受地主们的政治压迫。佃种地主的土地，租额一般都在收获量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送节礼、出工役等负担，许多贫苦佃农，除去开支所余无几，终岁勤苦，难得温饱。据彭湃于1924年《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中说：每一年壮年农民至多可耕种1石种的农田，中等年成收谷30～32石，每石价6元，除20石缴地主，所余1O石，值60～70元。其开支计：年需两季肥料30元，种籽约5元，农具消耗约5元，共40元，尚余20～30元。一个单身壮年，每食至少要6个铜板，其余衣食住费用不计，吃饭年需54元，收支相抵，亏20～30元。缴不上租，即须借高利贷，当年不还，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往往成为终身还不清的“阎王债”。帝国主义的洋货，侵入中国市场，挤垮了农村的手工业，又堵死了农民的一条生活出路。英美日俄法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掌握着我国工矿、交通、银行、商业等经济大权。它们一方面用不等价的手段掠夺我国经济资源；一方面又给地方军阀以武器和贷款，使各系军阀进行无休止的内战。战祸连结，兵匪骚扰，抓兵拉夫，差役捐税，都直接间接地加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农民负担越重，生产投资也越少，产量也越低。如遇凶年饥岁，农产失收，生活无着，地主逼租逼债，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只好鬻儿卖女，或逃奔他乡。“老弱转呼于沟壑，壮者散之于四方”，就是当时贫苦农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做了普遍的调查分析，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担负不了这个革命的领导任务，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参加的革命。革命的主要阵地在农村，“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李大钊也指出：“耕地农有”是广大贫苦群众的迫切要求，并且提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证其阶级的利益。”

        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密切联系的。在一定情况下农民组织起来以进行土地革命及反对封建地主为主；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主。这两种斗争，此起彼伏，相互结合。由于反动势力不愿放弃它们的权益，每一次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遭到它们的武装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同时，也是夺取政权的激烈的斗争。

        中国的封建势力，有几千年的历史，有长期的统治和剥削的经验。近代以来，又同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因此，反对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的斗争，必然是一个异常复杂和艰巨的斗争。从1921年沈玄庐领导的农民减租斗争和1 922年彭湃领导的农民减租抗税斗争，到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经历了三十多年曲折的艰苦奋斗，农民从被剥削被奴役的压迫下，得到了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斗争的胜利，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斗争的胜利，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洪流汇合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翻身解放是一部伟大斗争的历史。我们选辑了三十年来的部分文献，按照时期编辑起来，并分期对文献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这一伟大斗争的概貌，使不了解农民翻身艰苦斗争历程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知道我们的老一代人如何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获得了土地，做了国家的主人。了解过去，有助于认识现在，并正确的瞻望未来，使我们能够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胜利前进。

        下面分六个时期(六章)作简要的说明：第一章，早期的农民运动；第二章，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章，苏区的土地革命；第四章，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第六章，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