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口召开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指出，“十二五”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关键时期，不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原有路径和模式，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

 

　　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居全球第二位。“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他说，未来5年，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已不再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将全面转向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要尽快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他看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落户城市并享受市民权利后，消费模式必然随之改变。他预计，“十二五”期间若每年新增1000多万城镇人口，按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带来10万元固定投资计算，未来5年城镇化有望带动数以万亿计的投资。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今后10-20年将进入农民工为农民建设城镇的时代，未来城镇化重点应放在县城和中心镇，以解决农民住房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在“十二五”前3年全面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后两年基本放开大城市户籍。“十二五”末，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十二五”还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市民化。

 

　　未来农村要关注三个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未来农村发展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土地制度问题，特别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既要深化改革，也要坚持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等基本原则。二是农业经营方式问题，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制度，要解决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不断分割的矛盾，关键在于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农业的社会化组织体系。三是农村村社组织结构问题。

 

　　“要非常慎重地对待这些问题。”陈锡文说，有人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已过时，须通过土地流转集中实行规模经营，甚至认为农业以农户为经营主体的方式已落伍。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引导城市工商企业进入农村，以工商企业化的经营替代农户经营的情况。他表示，我们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服务、开发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没能力开发的闲置资源，“但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规模直接参与农业经营。”

 

　　他说，工商资本下乡后确可大规模提高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但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没法解决。任何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不可能把原来土地上的所有农民都雇佣下来，否则一定亏本，大部分农民就要离开土地。这让农民从过去一个经营自己土地的业主，蜕变为一个给别人生产产品的雇工，将对农民心理和农村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他提出，中国务农的人口将逐步减少，土地流转是必然的，但这应是一个自然过程，应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虽然农民文化程度确实普遍低、科技水平低、组织化水平低，若把农民的合作组织搞好，把农业的社会化组织体系搞好，家庭经营的农业仍会生机勃勃。

 

　　城乡关系关键在于

 

　　交易关系公平化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城乡关系最关键的是要素市场没有均质化，交易关系没有公平化。

 

　　他说，要素市场涉及方方面面，如土地、资本、金融、管理、信息等。所谓城市化发展，意味着农村的要素向城市流动，农耕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等方方面面。交易关系的公平化，包括的不仅是耕地化土地作为农地的价值，还跟工业化、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有关。耕地保护不是城市郊区的责任，不是集体所有土地自身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

 

　　孔泾源说，城乡一体化发展需基础性制度支撑。要建立使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占有公共资源的财政体制，已积累的社会财富提供了统筹城乡的基础。竞争性行业可按市场规则，通过资本市场实行股权的置换、资本的变性，用在农业乃至其他公共服务，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农村边远山区发展慢，在公共财政基础上，政府完全可通过电网、电信、天然气、路网等全行业企业分担的形式，或政府买单的形式，或二者结合的形式来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