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考虑到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逐年增加，但增长速度会明显放慢。即使到了2030年人口高峰期，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也就在400公斤左右。这一数值可以作为国家调控粮食安全的基本参考线。

　　从口粮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仍将处于净增长状态。若按7‰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测算(2002年为6.45‰)，今后每年新增人口约1000万人。人口总量增加将导致口粮消费增长。但从另一方面看，城市居民从1985年开始、农村居民从1994年开始，人均口粮消费量已经逐步下降。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大约只有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的33%左右，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将导致口粮消费下降。预计今后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相对稳定，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将继续减少。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粮食下降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今后每年新增1000万人口的口粮消费。

　　从饲料粮来说，消费将进一步增长，但增长速度会减慢。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仍处在低水平，由收入增加而引起的肉类消费的增加倾向仍在继续。中国肉类消费的增长潜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农民年人均肉类消费只有19公斤，富裕农民(占10.26%)肉类消费量29公斤，城市最高收入户(占15%)人均家庭肉类消费39公斤。从收入水平与食物消费关系的演进阶段来看，当收入处于相对低水平时，为解决温饱问题，消费以粮食为主；当收入跨越了这一阶段后，谷物、薯类所减少的份额由畜产品替代，畜产品消费上升；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在30%左右时，畜产品消费稳定、停滞或减少。200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1%，农村居民为45.6%。中国的食物消费正处在第二阶段，即以畜产品为主的食物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时期。

　　目前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加上户外消费，大约有40公斤，45-50公斤的肉类消费可能是中国人比较合理的消费量。目前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刚超过50公斤，已大大高于世界及亚洲人均水平，在年人均60公斤以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但超过60公斤以后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我国流行的说法，为确保粮食安全须保障每年人均400公斤的粮食消费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一直没有超过400公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人均占有粮食水平最高414公斤(1996年)，最低334公斤(2003年)；达到或接近400公斤的年份有6个(1984年、1990年、1996年-1999年)；14个年份在330公斤-390公斤。研究表明，人均粮食370公斤是一个明显的界限，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够基本满足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超过它的年份，就出现卖粮难。日本(1966年)以315.5公斤、韩国(1968年)以304公斤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条件，达到了国际食物安全标准。这表明，实现食物安全，人均粮食消费数量并不一定需要达到400公斤。以往按人均消费粮食超过400公斤估计中国的粮食需求量是偏高的。

　　欧美发达国家人均肉类消费在70公斤-120公斤。东方民族消费习惯以素食为主，几乎难以想象中国人会像西方民族那样年人均消费100公斤的肉食。中餐与西餐的分项组合上，表现差异最大的是中餐的“菜食谱系”和西餐的“肉食谱系”。中国食品消费档次的提高，不是以肉类消费的多少为标志，而是以菜食谱系消费的丰富为标志。这对粮食的消费有明显的替代作用。美国70年代基本稳定的人均粮食综合消费量，高达600公斤—700公斤，而中国城市目前同样比较稳定的人均粮食综合消费量只有370公斤左右。两者前后的差距近一倍。东西方的这种食物消费差距是很难用收入差距来解释的。中国城市高收入群体食品消费结构，折合粮食综合消费也不超过38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