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一些地方甚至将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了农户经营。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2003年提出“以钱养事”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方向后，地方政府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

　　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不仅表现在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维持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共品供给上。这样一来，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外，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弱，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

　　在国家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如何依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社会科学报》8.2）